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和二元转型关系的相关思考

众所周知,我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熟练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相似,属于稀缺要素,非熟练劳动力(尤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却存在无限供给的异质性特征。本文通过统计我国二元转型程度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相关数据,发现我国二元转型程度不断深化,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呈持续下降的态势。本文认为,要想从根本上缓解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快推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     

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抑制效应研究——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证据

根据大样本企业数据,本文发现出口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这为理解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动因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支撑。具体来说,出口对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非港澳台外资企业中表现得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特殊的出口模式是中国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推手之一。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的提升,是扭转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的核心举措。     

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本文构建了一个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于资本收入份额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并使用中国1990～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要素替代弹性显著大于0,且显著小于1,并且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是偏向于劳动增强型的,表现为劳动效率持续快速提高,而资本效率则持续下滑,正是偏向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速率高于资本深化的速率直接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于资本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则表明,导致资本效率下滑引起劳动收入份额也持续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则主要是中国企业没能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拓展升级其生产价值链,以致没能实现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升级.而政府经济政策偏差形成的银行业高利差导致的扭曲性收入转移、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飙升导致的实体经济企业房地租成本上升,以及政府税收的持续快速增长对实体经济企业收益的挤压,则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本文从金融化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推导将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利润分成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并利用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程度加深使实体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利润分成下降,最终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金融化程度加深对实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强。进一步,本文还对金融化不同动机以及不同配置方式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关系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基于市场套利动机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则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是通过发放贷款及垫款与投资性房地产发挥作用。     

国资参股与民营企业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本文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国资参股对民营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资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一方面,国资参股可以促进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国资参股可以抑制民营企业的高管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国资参股的确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和处于低竞争地位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国资参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还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本文丰富了国资参股民营企业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视角,为国有资本与民营企业有机融合提供了客观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技能偏向性视角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背景下,本文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及其具体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改变估计方法、替换关键变量、调整控制变量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会通过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技能收入差距扩大化两个渠道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西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区以及高劳动收入份额地区的抑制作用更大。     

商品贸易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从贸易结构变动出发为研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近年来我国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动。理论分析表明,对外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要素密集度变化和技术进步偏向等机制产生间接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出口发展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口发展则具有正向作用。进出口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影响程度与方向存在差异。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国内劳动收入份额震荡下跌的趋势也成为现阶段一个突出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具体情况以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逆向混改”：国有股东参股能否促进企业内部共同富裕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于此，选取2007—2021年民营企业的数据，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出发，考察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对于高融资约束程度和低创新意愿的企业，国有股东参股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更明显，以及不存在最优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从总体特征上表现为“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和转型二元经济结构,具体表现为工业化的二元性、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就业结构的二元性、城乡市场体系的二元性和区域经济的二元性等。转型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因此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是中国在新世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战略任务。     

现阶段劳资利益关系分析--基于经济金融化角度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金融化趋势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使得劳资利益关系呈现出“资更强、劳更弱”的格局。这一方面与货币独立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化所带来的“股东价值”支配地位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也是形成劳资利益新格局的重要原因。此外，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对我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以及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长期存在也在促使了劳资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二元结构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显著特点是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中西部的发展在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特征更加明显。东部地区经济份额不断扩大,人均GDP提高较快,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是区域经济份额不断缩小,人均GDP提高相对较慢,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这种二元结构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社会保险法》实施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研究中国社保征管制度改革与要素收入份额变动之间的关系，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社保征管力度加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增强社保征管力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原因在于社保和薪酬福利增进产生的“收入效应”十分显著，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要素“替代效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社会保险法》实施和社保征收机构变更叠加引起的社保征管力度“加码”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降低企业社保费率也有助于充分发挥社保“严征管”在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中的推动效应。通过合理评估社保征管制度改革产生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及厘清其作用机理，能够为精准提升社保征管效率和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提供新的现实证据。     

应用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二元经济的转化

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一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并且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这一二元结构会逐渐的消失。本文首先简述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其次,说明中国当前经济的二元性,既有现代化工业,又有落后农业。并应用刘易斯模型分析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最后,中国经济发展正受到金融抑制的约束,如何从金融角度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消除中国二元经济结构。     

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均能显著增强上述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盈利水平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且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为非国有企业时,上述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特别是处于成长期与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并辅之以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和谐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技术进步偏向及其形式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结合CES生产函数构建相对劳动收入份额与技术进步偏向的理论模型，利用全国时间序列、省际面板数据测算技术进步偏向，并估计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对相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技术进步整体呈资本偏向，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偏向具有差异性；其中，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形式呈现资本偏向，模仿创新形式呈劳动偏向；不同技术进步形式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阶段性差异，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有利于资本相对收入份额的提高，模仿创新有利于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提高；自主创新的收入分配效应逐渐显著，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的收入分配效应逐渐弱化。     

奥肯定律在中国真的失效了吗？

本文基于对简单奥肯定律的二元分解,对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和自然失业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基于二元结构的奥肯定律,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每增加1%,将使得GDP下降1.98%,同时我国过去30年的GDP潜在增长率约为10%,平均自然失业率约为3.2%。本文发现,长期来看奥肯定律在中国仍然成立,只是简单奥肯定律的奥肯系数约为-3.79,高估了登记失业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需要考虑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而对其进行修正。     

分工差异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分工程度包含着部门因组织方式不同而导致的生产率差异,它可以为二元经济结构对立提供一个分析起点。本文构建了一个逐次放松条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从分工角度解释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模型显示:二元经济结构反差源于部门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程度和产品种类数的不同,二元经济结构是两部门分工水平差异的产物,此判断得到了实证分析的支持。从分工角度出发,可以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形成更深刻的理解。     

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与差距：基于卡莱斯基理论的解析

卡莱斯基从工业制品的定价模式出发,提出了垄断程度决定工资份额的理论.本文以此为基础,首先把行业工资份额的决定归结为行业的价格加成率、技术构成和工资率等直接变量,分析了各直接变量的影响因素,评述了卡莱斯基理论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其次利用中国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把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解析为价格加成率、技术构成和工资率的差距,并验证了直接变量的影响因素;最后就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升级和收入分配改善等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时变弹性生产函数生产率分解公式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推导出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劳动力、中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性技术进步贡献度之和;索洛余值在数值上等于中性技术进步贡献度与偏向性技术进步贡献度之和,也等于资本生产增长率与劳动生产增长率的加权和,其权数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时变产出弹性。研究认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促进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