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行业资本配置扭曲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线性规划，建立重点行业间的资本要素优化模型，通过估算各重点行业的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及其产出弹性，得到各行业优化后的资本配置量和总产出，最后运用基于Fre-Primont指数的DEA方法测算各行业资本配置优化前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研究发现：重点行业间资本投入过度与资本投入不足现象并存，其中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资本要素投入过度，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建筑业资本投入不足；矫正各行业资本要素配置扭曲后行业总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明显增大；矫正资本要素配置扭曲可以通过提高剩余混合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效率，最终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制造业产融结合、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9—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产融结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与控制组相比,产融结合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相对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产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产融结合增强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性程度,由此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这表明产融结合通过资本配置效率驱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产融结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劳动保护与企业智能制造转型——来自机器人进口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借助《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一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劳动保护如何影响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高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相对于低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应用机器人。这一结论在排除各种可能干扰因素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劳动保护确实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存在要素替代效应倒逼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劳动保护稳定了雇佣关系，技能—资本互补效应加速了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本文揭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加快制造业智能制造转型并不矛盾，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助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推进落实是政策应有之义。     

省域数字经济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通过收集整理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指标，发现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差异。用LP法测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如何通过协调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各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存在不平衡情况，其中东北地区更需要政府加大对数字产业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东部沿海地区数字产业化产出水平明显优于内陆地区。第二，资本密集型企业更有潜力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三，通过增加数字信息技术产业就业人口可以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装备制造业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价值链的视角

从价值链视角出发,将装备制造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利用2006-2013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七个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采用以产出为导向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研发创新活动两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测评,以此来衡量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七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成果转化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进步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为显著。本文结论可为装备制造业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参考。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研究目标：考察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微观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影响。研究方法：采用OP方法测度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采用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对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国有制造业企业效率提升的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中小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效果不明显。研究创新：将空间集聚外溢效应的衰减指数纳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指标设定之中,考察了不同城市规模和产业层级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价值：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信息技术扩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信息技术的扩散和应用能够便利地区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与沟通，突破资源配置的地域隔阂和刚性约束，增强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服务型制造业发展，进而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析信息技术扩散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构建测度信息技术融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衡量指标，利用DEA方法测度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并采用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对信息技术扩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扩散能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信息技术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融入程度越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就越高，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加快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网络互联互通，普及计算机知识，提升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程度，能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进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本文将劳动分为低技能劳动和人力资本,利用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中国1997—2012年30个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引入要素价格的基础上,借助 Kumbhakar 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分解后发现：（1）配置效率不高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配置效率表现出物质资本和劳动低配,人力资本高配;（3）报酬结构调整对配置效率改进模拟结果表明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最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4）发挥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优势,还需进一步扩大教育规模。     

工业机器人与中国制造业地区发展差距:后发优势还是先发优势?

本文考察了"机器换人"背景下工业机器人对中国制造业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工业机器人与低技能劳动的替代关系,其应用对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带来一定的冲击,促进了非技术密集制造业的分散化发展,因而对非技术密集行业存在后发优势;但由于工业机器人与高技能劳动的互补关系,其应用巩固了先发地区的技术、人才优势,促进了技术密集制造业的集聚发展,因而对技术密集行业存在先发优势.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工业机器人对非技术密集制造业的分散作用更多存在于华东和西北地区,而对技术密集制造业的集聚作用更多集中在华北、中南和西北地区;在机器人的作用下,非技术密集制造业的分散趋势主要由其行业自东向中、西部转移所致,而技术密集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主要与其行业重心向东部地区收缩有关.     

中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化轨迹及动力

在中国装备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本文引入“资源环境约束”因子，运用规模收益可变的BCC模型静态对比1980年与2014年制约各子行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采用曼奎斯特（Malmquist）指数动态研究1980—2014年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化动力。研究发现：（1）中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大体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演化轨迹，演化动力来自技术进步，制约因素是规模效率恶化；（2）分行业看，交通运输制造业技术创新显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最快，而金属制品业能源消耗最大，技术效率提升最慢。装备制造业应结合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无效率成因与各子行业特点，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提升、管理优化等方面推动装备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人力资本结构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因素,为了实证检验企业异质性条件下人力资本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制约与促进,文章以我国199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人力资本模型的构建,将人力资本分为四个类别,考查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类型企业中,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四个维度的人力资本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促进效应的是知识人力资本、技能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明显制约效应的是制度人力资本积累。最后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证券市场主导力量，机构投资者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理论推演了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运用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数据检验，研究发现：机构持股者对被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且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进一步研究发现，稳定型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影响财务冗余与内部控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交易型机构投资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无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研究目标：检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除了按其政策本意推动“三农”发展外，能否“一石二鸟”地对贫困地区的工业部门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研究方法：本文以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依据国家调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考察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其溢出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贫困地区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国家扶贫开发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能力、增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促进创新三条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以上三条路径中更受青睐；（3）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推行能吸引全社会资本集聚，退出却会引发民间资本撤资行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倒退迹象，其中年轻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表现尤甚。研究创新：将聚焦“三农”的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与工业部门相结合，并着重探讨贫困地区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政策影响情况。研究价值：为深刻理解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脱贫效用提供新思路。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性

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和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视角,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管理能力和增加创新投入促进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东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本文的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拓展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经验证据。     

价值链视角下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借助上市公司年报构建度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指标，并基于价值链视角实证研究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企业中的整体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环节的智能化发展也带来了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技术创新是人工智能应用促进全要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智能化相比，市场营销的智能化发展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需从创新、资金、人才、治理等方面完善推动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服务贸易开放能否提高制造业生产率

本文首先梳理了服务贸易开放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路径：种类效应、数量效应、价格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其次,从服务贸易数量和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两个角度构建了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各行业的开放渗透率,用DEA 曼奎斯特（DEA 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制造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以2004—2011年28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指标度量下,服务贸易开放均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组回归模型显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服务开放生产率效应显著存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则不然。本文认为,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失衡,制造业产业升级需求紧迫的情况下,适度推进服务开放进度,有利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升级目标的实现。     

资产专用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0年209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第三，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结构红利假说”的非线性检验——基于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双门限回归分析

已有关于“结构红利假说”的文献大多基于线性模型，但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阶段，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社会生产率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的。本文基于2002—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并结合城市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成本进一步分析非线性关系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存在“结构红利”；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先逐渐递增后逐步减弱；分样本看，副省级城市或直辖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效应最显著；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途径，而技术进步途径贡献不足。     

交通可达性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交通可达性提升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Meta-RDM模型测度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作为衡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并采用SARAR模型验证了可达性提升对不同层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研究发现：城市间交通可达性提升会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作用路径不同；可达性对普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提升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水平，进而提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可达性对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促进资本要素及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配置进而提升技术效率值来实现的。另外，财政支出占比指标会显著影响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利于普通城市的技术效率提升，不利于中心城市的技术进步。在交通可达性提升的背景下，不同层级城市应有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策略。     

基于嵌套CES生产函数的多要素Morishima替代弹性估计

研究目标：构建一个包含资本、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的多要素CES生产函数,给出了该生产函数下不同要素间的Morishima替代弹性的系统估计方法。研究方法：利用来自于WIOD-SEA数据库的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以及本文提出的估计方法,估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技能劳动力、非技能劳动力和资本三种要素之间的Morishima替代弹性,并分析了要素间的Morishima替代弹性对不同要素间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各行业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Morishima替代弹性亦即Hicks替代弹性均大于1,而资本对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的Morishima替代弹性亦即Hicks替代弹性呈现异质特征,但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对资本的Morishima替代弹性是大于1的。研究创新：将Klump等（2007）提出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引入到嵌套CES生产函数中,提出一种估算多要素Morishima替代弹性的系统估计方法。研究价值：可以分析要素替代弹性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分析劳动力与资本的收入份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