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监管、银行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传导

近年来,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正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发现,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资本监管通过对银行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在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和货币政策关系的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在资本监管的背景下探讨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展望。     

银行竞争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本文使用勒纳指数衡量银行竞争程度,基于56家商业银行2010—2019年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银行竞争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究这种影响是否因银行类别和竞争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将样本分别按照银行类型和竞争程度高低分组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宽松的货币政策激励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银行的竞争程度越高,资产规模越小,流动性水平和资本充足率越低,货币政策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越强;竞争加剧对这种影响的强化作用,主要体现在股份制银行和城农商行中;对于竞争程度较高的银行而言,流动性水平和资产充足率越高,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反应越审慎。     

高管能力、董事网络与企业风险承担

文章以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能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并从网络位置与联结强度两个层面探究董事网络在其中产生的异质效应.研究发现,高管能力越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董事网络中心度、外部董事弱联结都能够缓解高管能力对风险承担水平的负面影响,内部董事强联结则进一步加剧了高管能力对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     

货币政策、利率联动效应与银行风险承担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关键在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微观银行体系。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基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以及17家银行的非平衡动态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在岸离岸人民币利率联动在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机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利率联动在宽松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但在期限、渠道与微观特质三维度上呈现显著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全面考察货币政策通过利率联动效应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核心逻辑、实时监测预警利率联动冲击下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妥善解决“大而不能倒”风险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实际货币供给、企业风险承担与营运资本目标结构的动态调整选择

基于权衡理论,分析了风险承担水平对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加快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放缓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同时,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所带来的风险敞口,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对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不同风险偏好倾向下,企业风险承担以及不同风险承担下实际货币供给对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具有风险偏好倾向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呈正相关关系;随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企业,其营运资本目标结构的偏离度会进一步加大。另外,在风险偏好型企业中,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会放大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偏离度,并且对低风险承担企业的影响更甚;在风险规避型企业中,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并未对实际货币供给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敏感性反应,并在高或低风险承担企业中表现出类似效应。     

杠杆率监管引入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缓释效应吗?——基于中国96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中国2011年开始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来监管银行的行为,杠杆率指标不考虑资产的风险权重,有效地控制了资产从风险水平较低向高风险转变时所引起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工具的失效。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96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数据,研究杠杆率监管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分析其引入之后能否缓释与弱化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研究发现,随着杠杆率监管的引入,银行增大了对自有资本的持有比例,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程度,提高了银行的稳定性。并且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缓释效应存在异质性。银行资产质量越差时,引入杠杆率监管对银行产生的风险缓释效果越明显。同时,也会给资产质量较好但杠杆率指标不达标的银行带来监管方面的压力。     

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检验——基于中国16家上市银行数据的动态GMM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16家上市银行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银行如何对货币政策立场的转变做出反馈并调整其承担风险的程度。研究表明,基于我国银行体系银行风险主动化和个体风险系统化的发展趋势,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且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变化对信贷投放总量以及社会总产出也会造成影响。同时,风险定价效应、追逐利益效应、习惯效应、杠杆效应作为我国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重要作用机制,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银行高管薪酬具有风险敏感性吗？——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殊背景,运用2001—2012年间我国上市银行的数据,从银行风险承担角度检验了银行高管薪酬是否具有风险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风险承担间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即风险承担对银行高管薪酬具有约束作用,也意味着我国上市银行的高管薪酬具有风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显示：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规模未能对高管薪酬风险敏感性产生显著性影响,而董事会规模与风险承担对高管薪酬的约束表现出显著的相互替代关系,但这种替代关系仅体现在非国有控股银行中;另外,相对于非国有控股银行,高管薪酬风险敏感性在国有控股银行中显得更加显著,表明国有控股银行更加注重银行经营风险的控制。     

货币政策、股票流动性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以2003—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货币政策和股票流动性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着股票流动性的上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加快;货币政策的放松有利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改善,而且股票流动性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关系也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变得更加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产权性质和负债水平下,货币政策、股票流动性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在非国有性质和负债较低的上市公司中影响更显著,而在国有性质和负债较高的上市公司中影响更弱。     

在银行中推行质量管理标准化体系的思考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的构成、相应的资本要求、银行对风险的控制与管理都作出了新的规定。因此,如何切实有效地建立起银行的风险内控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一、质量管理标准化体系作为银行风险内控管理体系基础的可行性质量管理,产生于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标准化控制要求,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适用于各种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其运用的质量管理原则已经成为改进组织     

制度质量、多边金融机构支持与PPP项目成效——来自非洲PPP项目数据的经验证据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是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紧缺的重要方式，但中国开展PPP的历史并不长，且尚处在探索阶段，盲目开展基础设施项目的PPP投资存在较高风险，为此，可以对非洲国家已有PPP项目进行研究，探寻有助于项目成功的因素。本文利用非洲国家2002—2016年552个PPP基础设施项目数据，探讨项目所在地政府的制度质量和多边金融机构支持对PPP项目风险结构设计和成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制度质量和多边金融机构支持会通过影响社会资本对项目风险分担程度的选择而影响PPP项目成效。更进一步发现，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会促使社会资本选择更高的风险承担，而制度质量对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风险承担程度的影响具有混合效应：法治水平、政府效力、腐败控制力以及促进社会资本发展能力等相关指标越强，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越倾向于承担更多的风险；而在越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程度的国家，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越倾向于选择较低的风险承担。     

资本约束、货币政策与信贷风险

为深入研究在资本约束下货币政策对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本文选取225家中国商业银行2007—2017年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风险的提高,对于上市商业银行来说,信贷风险与货币政策显著相关,而非上市商业银行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一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货币政策对信贷风险影响的研究文献,为决策部门调整货币和资本监管政策,注重银行异质性和资本充足特征,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政策提供了参考。     

我国中小企业杠杆率与风险承担关系探讨

文章研究了货币政策、中小企业杠杆率与风险承担的关系。基于我国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2005—201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的杠杆率与其风险承担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货币政策可以单独或与杠杆率交互作用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非对称性影响;相比存款准备金率、广义货币量增长率,货币政策中一年期贷款利率对中小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最大。     

投桃报李：CEO关联与公司风险承担

本文分析并检验CEO雇佣高管或参与董事选拔、提名过程产生的关联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以及CEO正式权力对此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CEO通过参与董事选拔、提名过程产生的关联会显著降低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2）CEO正式权力，包括CEO结构性权力和所有权权力，削弱了CEO与董事之间的关联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现有关于公司风险承担和CEO关联的研究，同时为上市公司警惕CEO通过参与董事的选拔、提名过程建立私人关联，过度规避风险提供启示     

货币政策、企业成长与资本结构波动

资本结构波动能引发资本成本上升,增加财务风险,而我国许多企业都有做大做强的发展思维,这种思维是否会诱发资本结构波动扩大值得讨论。文章通过数理模型分析,论证了企业成长对资本结构波动的助推作用,分析了货币政策变动对资本结构波动以及对企业成长性与资本结构波动关系之间的作用,并通过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13年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越大,资本结构波动越高;货币政策的收缩有利于资本结构波动幅度的降低;当企业处于货币政策收缩阶段时,企业成长对资本结构波动的推动作用更大。     

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过度投资——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

管理层权力结构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之一,合理配置管理层权力有利于提高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而抑制过度投资。研究发现：（1）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过度投资水平越低;（2）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内部控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受制于管理层权力。在管理层权力集中的情况下,内部控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长期以来。信用风险是银行业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风险。信用风险一般定义为银行的借款人或交易对象不能按事先达成的协议履行义务的潜在可能性。有关研究表明。以银行实际的风险资本配置为参考．信用风险占银行总体风险暴露的60％．而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则仅各占20％。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巨大，信用风险过度集中，严重威胁着我国商业银行的生存、发展以及整个社会金融系统的安全。另外．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也会影响到社会实体经济部门的正常运行，影响到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和分析，对我国商业银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双向资金占用下终极控制人与资本结构

终极控制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当终极控制人采取不同侵占方式时,对资本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锁定资金占用这种侵占方式,在行为层面研究终极控制人对资本结构影响的作用机理。本文以沪深两市2010—2012三年共3011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终极控制人的资金占用行为的确会引起资本结构的变化。在双向资金占用这一侵占路径上,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度与资本结构呈正相关,现金流权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非国有终极控制人比国有终极控制人更具有侵占动机,控制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更高。     

盈余质量、股权集中度、企业性质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来源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数据

以2009—2017年沪深A股房地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盈余质量、股权集中度、企业性质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它们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偏离度和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提高会显著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降低调整偏离度；股权集中度提高会显著降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但对调整偏离度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性质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资本结构调整偏离度和调整速度；基于不同负债水平分析发现，盈余质量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     

浅析我国资本充足率发展现状

资本充足率（CAR,Capital Adequacy Ratio）是指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资本充足率反映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之前,该银行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规定该项指标的目的在于抑制风险资产的过度膨胀,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各国金融管理当局一般都有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管制,目的是监测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