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债务治理与高管在职消费——基于政企“资源互换”视角

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从“资源互换”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补贴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债务治理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对高管的在职消费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规模越大，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也越高，但企业债务治理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之所以会导致高管的在职消费，主要是因为政府会要求获得补贴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形成一种“资源互换”的关系，但社会责任的承担又会损害企业绩效，削弱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因此，企业往往会允许高管进行较多的在职消费，以弥补高管货币薪酬损失带来激励机制的失灵。由此可见，在职消费作为一种替代性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与企业“资源互换”的产物，是企业应对资源依赖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激励策略调整。     

高管激励、投资者情绪与真实盈余管理北大核心

随着薪酬管制办法的陆续出台,高管的薪酬激励效果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质疑,高薪是否未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反而成为高管追逐私利的目标值得深入研究。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结合货币薪酬、股权薪酬与在职消费三种激励方式,研究高管激励对机会主义效应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加入投资者情绪为调节变量,研究在外部环境影响下薪酬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变化。实证研究发现:显性激励可以显著抑制机会主义效应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在职消费与机会主义效应的真实盈余管理呈U型关系。在投资者情绪偏差的影响下,薪酬的激励效应减弱,随着投资者情绪的高涨,高管迎合投资者期望操纵盈余的程度加大。这表明薪酬契约可以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然而,外部投资者的错误定价会使得激励函数发生反向偏移。     

在职消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基于浙江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0-2012年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为传导媒介,深入研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中,在职消费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高管在享受在职消费的同时,也考虑了员工的公平性需求。本文研究还发现,在职消费对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作用会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缩小而降低。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股权激励与费用粘性

薪酬激励契约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与费用粘性的关系却鲜有文献研究。以2009—2019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股权激励强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费用粘性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为13.303时,费用粘性处于最低水平;股权激励强度对不同区间的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费用粘性的关系调节作用存在差异,且股票型激励模式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由此,企业应注意合理设置薪酬激励契约结构,优化激励机制的经济效果。     

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有效性研究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受到来自政府的各种干预.由于政府干预的刚性和滞后性,可能会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契约产生外溢的效果,即隐形契约的形成.文章对国有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政府干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的作用机制及对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在地方国有企业,政府干预影响了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强化了在职消费、政治晋升等隐形激励对货币薪酬激励的替代,过度的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     

产权性质、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

以2011-2015年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产权性质背景下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激励及薪酬绩效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且与在职消费相比,货币薪酬激励效果更好,说明高管更倾向于谋求货币薪酬。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弱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与绩效的敏感性可以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投入,这一表现在高科技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因此,高科技企业应建立多元化薪酬体系,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适度增加货币薪酬激励,并制定适合技术创新活动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绩效体系。     

高管报酬、行为选择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07～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年薪和股权激励对投资和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投资和在职消费行为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关系路径。研究发现,增加股权报酬能够激励高管增加投资和减少在职消费,进而提高公司绩效;增加年薪报酬却刺激高管增加在职消费和减少投资,进而降低公司绩效等。     

高管薪酬、在职消费、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来自2010～2012年沪深上市中央管理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两市中央管理企业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系统分析了高管薪酬、在职消费、薪酬差距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经过研究发现:央企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单纯限制高管薪酬实际上并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整体提升;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负相关但不显著,仅仅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角度分析来看,薪酬的增减会影响在职消费,但是当纳入其他可能影响在职消费的因素做整体回归后,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薪酬的增减并不是诱发在职消费的主要动因;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但不显著,缩小高管与一般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但对于企业绩效提升在短期内没有实质性作用。     

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与税务筹划实证研究

本文从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三种不同的管理层激励角度,研究其分别对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税务筹划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与公司税务筹划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且货币薪酬的影响程度大于国有上市公司;在职消费程度与税务筹划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与税务筹划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持股比例与税务筹划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在职消费程度与税务筹划程度并不显著相关。     

柔性人力资本管理视角下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企业财务绩效 ——兼论会计稳健性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深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时间区间为2009-2018年,分析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在企业财务绩效中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对柔性人力资本管理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财务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并检验会计稳健性的调节效应.经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财务绩效间显著正相关,人力资本柔性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财务绩效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会计稳健性显著增强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财务绩效间的相关性.通过研究,可以为高管薪酬契约有效及人力资本柔性构建与管理提供证据支撑,同时还能拓展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具有极强的现实与理论双重意义.     

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研发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绩效

本文以2007~2011年中国深沪A股58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对高管RD投资行为,以及高管RD投资行为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1)在国有控股公司,RD投资没有纳入高管考核变量和年薪支付依据,增加高管年薪却诱导高管减少RD投资;在私有控股公司,RD投资已纳入高管考核变量和年薪支付依据,增加高管年薪能够激励高管增加RD投资。(2)在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股权报酬能够激励高管增加公司RD投资;在私有控股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对RD投资的影响具有区间效应。(3)无论是国有控股公司,还是私有控股公司,增加公司当期RD投资都会降低公司当期财务绩效,但会提高公司未来财务绩效。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能力研究

作为董事会内部的隐性力量,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其治理效率和效果的关键因素.文章以2002—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激励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越大,上述激励效应越弱;董事会互动程度越高,上述激励效应越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激励效应主要通过董事会决策效率的提升与公司代理成本的降低来实现.     

我国股权激励效应研究回顾与启示

高管薪酬激励被认为能够较好的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对高管薪酬激励正面效应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然而,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将高管薪酬制度对企业经营及内部风险控制的负面影响暴露无遗,尤其是对高管薪酬有重要影响的股权激励制度,存在着对高管激励过多、监管约束相对失衡等问题。在我国,股权激励制度起步较晚,为了分析国内研究现状与不足,本文采用统计分析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国内近十年关于股权激励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分析。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高管激励为主要切入点,通过研究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分析我国企业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高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探讨高管激励对高管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和平均任期与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薪酬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高管晋升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以及高管任期和投资效率这三种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对高管性别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此外,具体划分投资不足组和过度投资组,国企组和民营企业组,并做了进一步检验,对不同企业如何通过适当的激励制度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实践思路。     

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研究的热点,但从经营风险角度探究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欠缺。文章以2011—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了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会得到提升;高管得到股权激励后,企业的经营风险会有所增加;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加,会使企业经营业绩有所提高。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之后发现:经营风险是高管股权激励和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变量,经营风险在两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     

货币薪酬、职务消费和企业业绩:文献综述

<正>高管的薪酬契约,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货币薪酬、职务消费等都作为子契约而存在。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比较关注高管货币薪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而职务消费仅限于理论阐述。但     

公司治理、契约安排与税务筹划

在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下,税务筹划作为一种理财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契约安排和公司治理的制约和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契约安排角度深入分析了税务筹划的治理机制与供给机制,提出了诱导性契约安排与激励相结合的公司治理模式,设计了履约成本最低化的契约安排模型,为税务筹划治理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公司高管声誉的三重激励效用及其实现途径

现代公司普遍以薪酬、股权等显性契约对其高管进行激励,但随着该类契约的局限性逐步凸现,深入探究如何发挥声誉的激励效用,是实现不同高管激励契约配置与协同的前提与基础。本文承续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对声誉提出的理论框架,通过案例研究方法,揭示了声誉的三重激励效用,即信号效用、工具效用和心理效用。并从实践层面归纳新的研究发现,阐释了激励效用的实现途径,构建了以声誉为激励物和强化物的循环性声誉激励机制,以期通过深化声誉激励的研究为公司高管激励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指导。     

注册会计师审计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

高管在职消费是委托代理问题的常见形式。在职消费可能被经理人滥用,特别是存在治理缺陷的情况下更多地被用于满足个人消费欲望。过度的在职消费可能会引致严重的利益侵害,成为一种显性的剩余损失。高管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日益受到委托代理问题研究的关注。文章在给出在职消费一个新的估算方法的基础上,运用2013—2015年的数据就注册会计师审计对管理层在职消费行为的约束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审计能够有效抑制管理层的过度消费行为,提升公司价值。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这种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都存在。基于上述结论文章建议在未来国企改革中应加大民营企业持股,完善外部审计治理。     

高管薪酬契约研究综述

在当前经济状况下,高管薪酬偏高反映出关于公平的问题在社会上的争议不休,合理的高管薪酬既可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标,又可以达到激励高管从而提高公司业绩这一最终的目的。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高管薪酬契约的业绩评价指标选择,影响因素以及高管薪酬契约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三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并结合当前经济环境对高管薪酬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