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基本法与香港基本法的五个不同之处

一、土地问题.按照澳门现行法律,土地原则上属澳葡政府所有,但由于历使的原因约有10%的土地属于私人所有.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澳门基本法第七条在规定土地属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承认并允许保留一部分私有土地.二、保护土生葡人利益问题.目前澳门有1万多世代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他们与当地中国居民通婚所生的子女,俗称土生葡人.这些人虽然都能说流利的广东话,但上学学的是葡萄牙文,继承了葡萄牙的文化传统,按葡萄牙方式生活.澳门在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一直把葡文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因而土生葡人大多担任公务员或从事律师等职业,在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对澳门的稳定和发展的影响程     

澳门的族群与族群文化

澳门居民的来源极为广泛,导致了不同族群和多元文化的形成。澳门汇集了五大洲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体征的各种族群,其中又以广东族群为主体,以土生葡人为特色。这座中西文明交汇的移民城市为人类学的族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云南迪庆藏区“藏回”民族认同研究

族群认同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认同的基础。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生活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回族群体,他们自迁移到此,逐渐适应了藏区高原的地理环境和藏族文化,云南藏区“藏回”的文化特征表现为回族文化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在迪庆藏区不同的地方呈现出同一族群对自己的族群认同“多极化”的特点。和词组群很类似的群体在云南还有大理州白族自治州境内的“白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的“傣回”。“藏回”、“白回”和“傣回”都是迁居至此的回族和当地的少数民族长期交往,文化相互影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当地主流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群体。对这些特殊的群体进行族群和族群文化认同的研究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     

澳门的社团组织治理评析

澳门社团组织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原因。在澳门4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社团充当了葡人政府与华人交流的桥梁，澳门回归后，社团进一步繁荣，充当特区政府与市民交流的桥梁。目前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立足未来筹划澳门的社团政治发展，加强社团立法。     

资源控制与地方认同——明以来芦苞宗族组织的构建与发展

明初地方土地所有权的国家认同,导致了芦苞社区各宗族间资源控制的分化。先到的宗族控制了大片沙田和神明祭祀等文化资源,并制造出一套地方认同的话语和族群分类标志。后到的族群则通过“造祖”和“请神”等文化手段模糊族群分类,并尽快融入到地方认同之中。地方认同比国家认同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宽容,不同的族群可以在地方认同的空间下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文化支点。而地方认同一旦形成,就将长期而深刻地影响地方宗族组织和地方文化的发展。     

都市塔塔尔族族群认同建构--以新疆乌鲁木齐市塔塔尔族“萨班节”为例

塔塔尔族---这样一个散居在大都市中小规模人口的民族,每个人心里都有对自己的共同定位,确切的说是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认同。由于在都市中生活分散居住,族群成员每年只有以固定的节日与自己的兄弟姐妹见面畅谈,这就是“萨班节”。就此,本文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运用田野调查和影视记录等方法与手段,介绍了新疆乌鲁木齐市塔塔尔族通过萨班节产生的族群认同情况。     

澳门回归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与选择

回归后澳门发展的定位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关于澳门政治的特殊地位早在1987年4月13日签定的《中葡联合声明》和1993年3月30日颁布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已明确规定并获中、葡、澳三方所认同。即澳门在1999年12日20日回归祖国后成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中国政府对其实施“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保持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50年不变”。因此本文探讨的重点放在澳门的经济角色的合理定位和发展的路径选择上。     

国家认同、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作为政治信任研究的主导路径,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皆因未能把握回归后香港政治的特殊语境而遮蔽了国家认同、民主观念对香港居民政治信任的重要影响。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2001、2007、2012年的三波调查数据,文章构建了香港居民政治信任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表现为本土意识崛起和对内地民众排斥倾向加剧的"弱国家认同"、不断强化的"程序型民主观"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香港民主状况的负面评价,既直接削弱了受访者的政治信任,又通过调节与修正受访者对经济社会治理状况和政府质量的主观评价进一步降低了政治信任水平。而纳入了国家认同、民主观念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对回归后香港居民政治信任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信任研究提出了挑战。     

胡适与国家认同

在中国从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胡适也处在这样的状况中。对于胡适而言，古典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始终是他要表达忠诚和倾慕的对象。但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与政治上正在建构之中的现代“中国”之间，胡适的国家认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紊乱。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胡适一直是尊重和自豪的。但对于建构中的现代“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由于没有坐实在他所理想的宪政民主平台上，因此他的认同态度是复杂的：对于20世纪中国建构的两个政党国家而言，胡适均不太认同，但对两者的具体认同态度又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差别的体认上，胡适确定了自己国家认同的典范形式——宪政民主国家，并期待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够落定在这样的国家平台上。     

文化旅游背景下屯堡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本文通过对这样一个特殊汉族群体的案例分析,来探讨在历史时空变幻中,特别是屯堡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屯堡人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经历了怎样的传递和调整过程以及屯堡人如何利用历史记忆资源获取各种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