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I与我国技术进步的机理分析

ODI对母国的技术进步效应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论题,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各种效应中最值得关注的效应之一。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了ODI与母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影响机制,将其归纳为海外研发反馈机制、跨国并购适用技术企业机制、收益反馈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共效应。充分利用ODI实现我国的技术进步,关键是要提高我国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     

长江经济带OFDI、技术进步与异质性研究

利用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各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着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影响的作用过程中，在吸收能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例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力度、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外资利用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研究表明，只有当某个省份这些门槛变量达到某一门槛值之后，对外直接投资才会带来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另外，由于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基础设施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所以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异质性。     

基于脱钩理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能源消费影响实证研究

构建Tapio脱钩分解模型,探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能源消费整体关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内部渠道对能源消费具体作用形式。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与能源消费增长之间基本存在弱脱钩关系,ODI技术效应和ODI结构效应主要抑制能源消费增加,ODI规模效应促进能源消费增长。建议继续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的同时更加重视节能核心技术的获取,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节能减排的积极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决定因素——基于2000-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特质的分析,从投资战略和不同性质东道国分类等全新的角度构建我国ODI投资的模式和分析框架.本文贡献在于全面考虑影响中国ODI的市场、自然资源、技术管理、金融服务、贸易壁垒、通货膨胀与双边汇率等因素作用的强度和效果;选取我国对外投资前100名中具有代表性的73个国家2000年至2010年的面板数据,依据不同东道国类型ODI动因差异,采用分类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低度开发国家不同的投资模式.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确定我国对不同东道国ODI的发展目标及今后政府对我国ODI发展相应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

文章首先从不同类型国家的视角出发,将中国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技术创新,从机理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中国企业通过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使创新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然后通过建立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因素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结果 表明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水平已经越过了门槛值,能够满足吸收能力的要求.但是全国仍有一半地区的研发强度没有达到门槛值,抑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技术创新的效果.     

逆向支术溢出效应对我国ODI区域选择的影响

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而且愈来愈多的企业的ODI是以获取高新技术为导向的.在这种形势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企业ODI区位选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因素,很少有研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区位选择的影响的文章,因此,本文以中国作为分析对象,通过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来探讨该效应对我国O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外溢的国际经验——基于母国吸收能力的考察

本文利用国际面板数据对投资母国对外投资反向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进行了实证考察。实证结果发现:以人力资本、研发投入、技术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发展为衡量指标的母国吸收能力对反向技术外溢具有强化作用,在母国对外投资规模不变时,这些指标对母国技术进步具有正向贡献。同时,非线性回归结果发现,反向技术外溢对母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即母国吸收能力达到"门槛值"时,反向技术外溢才会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否则这种效应不会显现,甚至反而为负。实证结果还发现: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并非"越大越好",较大的技术差距必须具有更强的母国吸收能力与之相适应,否则母国难以吸收这种反向技术外溢。     

中国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的分析视角

笔者从东道国的视角,研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相关因子并构建理论模型,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以及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选取相关数据分析比较东道国的相关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首要因素,但东道国通过专利溢出的研发资本存量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我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研究

当前,加强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内实施"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选择。选取2003~2014年我国与中亚五国国别数据,对我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通过产业转移效应及技术进步效应有效促进了母国产业结构升级。此外,我国扩大对中亚国家出口规模、中亚国家汇率波动对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影响,而现阶段我国从中亚进口以及中亚国家对华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也存在一定负向影响。应从深化区域贸易合作、科学选择对外投资产业、推进金融合作以及加强政策指导与技术创新等方面推动我国向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提升母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研究

笔者利用我国2000年~2011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并进一步解析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国内模仿创新的能力存在逆向溢出效应,而对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的能力均产生了抑制作用,最终对总体创新能力有抑制作用,但各层面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RD基础水平等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不同的影响作用。基于实证的结果提出了鼓励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着力提升对外投资企业的全球学习能力、加强基于创新能力提升的对外投资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金融市场发展、人力资本回流与技术进步——基于我国国家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

作为国际智力回流的主体,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是一国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而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是影响其国内海归技术溢出状况的重要因素。本文以1985年～2008年国家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市场对海归技术溢出的积极作用开始显现,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高,金融市场体系不尽完善,不能为海归技术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区域差异重要吗?——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7-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分全国层面、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三个样本对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及其中间渠道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中国金融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区域因素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这意味着,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从而推动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基于跨期一般均衡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关于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关系的跨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然后利用1981-2009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中国实际外部财富、贸易条件以及国内外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中国实际外部财富的急剧攀升会引发人民币实际汇率快速升值;中国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会促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而国外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则会降低人民币实际汇率,净效应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并不能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波动;中国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不明显。短期内,中国实际外部财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关系与长期一致。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保持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的政策建议。     

对外贸易、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根据技术扩散模型阐释,中国的技术进步取决于它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和可吸收的世界先进技术集合的乘积。金融改革通过消除经济扭曲提升我国的吸收能力。如果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对外贸易扩散到中国,那么对外贸易和金融改革在增长中就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我们没有发现对外贸易(出口或进出口)和金融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有显著的互补作用。该结论在控制条件收敛、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分省和时间效应后成立,并在解决贸易的内生性后仍然稳健。将该结论和我们已发现的金融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有显著的互补作用的结果相对照,可见,与国际贸易相比,国际先进技术更可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扩散到中国。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在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1985—2009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对FDI、ODI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前两者对后者的作用途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985—2009年期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态势,FDI和ODI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均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促进作用的差异主要由作用途径不同导致。最后提出,应积极优化FDI的产业分布结构和来源结构,增加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重。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水平效应（弱效应）和增长效应（强效应）；衡量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正面影响的基本标准是水平效应。本文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正的水平效应和负的增长效应；说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递减的正面影响——金融发展更多发挥了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弱。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边限检验法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检验

以Faria和Leon—Ledesma简化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为基础,运用Pesaran、Shin和Smith的边限检验法实证分析了1980—2007年期间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不成立。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对高估的汇率进行贬值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奏,非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阻断了BS效应中价格传递机制的发生。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在长期中将经历一个升值过程。     

Constructing the Monetary Conditions Index for China

How can we fit different monetary transmission channels togeth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ina’s monetary conditions and aggregate demand in terms of the monetary conditions index (MCI),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central bank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scholars. To construct an MCI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over 1987Q1–2010Q2, we consider thre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monetary conditions might influence aggregate demand: the primary lending rate, the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and the bank credit. The weights of the component variables are obtained by estimating both the IS equation and the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VAR), which yield somewhat similar results. Further empirical tests show that the MCIs we derived contain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future output growth and inflation in China over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MCI we derived is more informative than individual monetary variable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netary conditions between 1987 and 2010.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通过影响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和原始货币供应量三个途径,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普遍存在着抑制效应;但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最小;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对于缩小近年来不断拉大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具有积极作用。虽然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是现阶段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但人民币汇率政策依然应该将实现内外均衡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以避免目标多样化而弱化政策效应。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机理是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推动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通过规模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渠道是有效的;农村金融发展通过提高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渠道是无效的,也即当前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不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