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影响政府公共支出的理论分析及实证

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工业化时期,政府动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发展经济,而在城市化阶段,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这一转变表现为经济建设费支出比重减小而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不断增大。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化使政府公共支比重增大,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城市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就增加0.6293个百分点,且公共财政支出比重随收入差距扩大而增大。     

基于动态系统的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绩效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为主要目标,即要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近年来政府收入增加很快,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然而由于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尽合理,还存在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通过建立微分方程组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进行实证分析,为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我国公共支出的绩效提供依据。     

基于动态系统的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绩效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以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为主要目标,即要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近年来政府收入增长很快,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然而由于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尽合理,还存在如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本文通过建立微分方程组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进行实证分析,为转变政府职能和提高我国公共支出的绩效提供依据.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和城市空间发展

作为城市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的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不仅产生于城市空间演化的过程,因而具有空间特性;同时,它也必然作用于城市空间的发展,对城市空间的变化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投资往往要在社会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目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这一个特定时期,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于城市空间的影响将是相当巨大的.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增长效应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在改革以来的时序变化特征与工业化国家明显不同。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方法,对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支出的GDP占比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显示中国公共支出政策的适应性性质;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体现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会上升,这说明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税体制演进:事实、逻辑和政策选择

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演进过程中的财税体制变迁,本文分析工业税制对于工业化、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化的激励作用,揭示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下工业化税收和公共服务支出的不匹配特征。通过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土地经营导致的工业税收替代效应,发现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都显著抑制工业税收增长。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本文归纳了财政体制转变的三个逻辑:福利支出增长导致的城市化成本刚性上升;工业税基逐步削弱的确定性与服务业税收增长的不确定性;土地财政造成的财政幻觉。基于典型事实和理论分析,本文对城市化新阶段的财税体制转型方向给出了建议。     

转换城市化发展模式 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衡量主要是通过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城市化率和工业化比较而确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统计公告,到2000年末,我国城镇化率鸡为32％,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接近70％,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达49．8％,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仅为18．2％,非农化率（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80％。比较而言,我国农化水平超过城镇水平约50个百分点,工业化水平超过城镇化水平接近20个百分点,与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水平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     

政府公共卫生支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公共卫生支出属于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合理界定公共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使用31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城市化程度与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机构及人员的膨胀程度与政府公共卫生支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财政分权也只是对公共卫生支出产生很小的正面影响。     

城市化进程的理论障碍

城市化进程加速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生活的奇迹之一。1900年世界城市人口仅为总人口的13.6％,据有关专家推断,2000年这一比重已超过了55％。 1950年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为11.2％,1960年达到19.6％,平均每年以接近1个百分点的增速提升。而此后20年不仅没有进展,甚至还略有倒退,到1980年这一指标仅为19.4％。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城市化进程稍有加快,但每年也只提升0.5％个百分点,按户籍统计,1999年城市人口比重仅为30.9％。目前我国城市化比率比工业化比率低50个百分点,比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低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通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财政体制逐渐向公共财政转化,公共财政职能要求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一方面更为有效地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推进社会公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因此公共财政是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实现多元化财政支出目标,各类支出对目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各项数据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分析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产城融合视角下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研究

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新型城镇化在新型工业化的推动下发展,新型城镇化则承载新型工业化,“两化”同步发展有助于实现城镇和产业融合发展。只有正确把握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现状,才能有效破解“去工业化”、“伪城镇化”等畸形发展障碍。鉴于此,运用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分析法、国际通用衡量法,分析了我国城镇化目前所处阶段,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各地区间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建议。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

1990年以来 ,特别是 2 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 :基础设施的投入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 ,工业化在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下逐步升级。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由工业化单引擎发展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引擎。由低价工业化到高价城市化的转化以及与之相应的资金流程与资本形成方式的变化 ,一方面引起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也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挑战。通过政府体制、金融体系和财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完善资源配置方式 ,将是应对挑战、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保证。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及省际差异

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测度存在颇多争论，关于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也存在不同意见，本文试图就这两点争论提出自己的判断，并以此为据，对被学者们忽视的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进行详细分析。另外，在谈论城市化水平的发展程度时，人们往往只注重绝对的城市化率，忽略了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我们认为将二者综合起来考虑，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及各省区城市化水平的分析，才能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用非农就业比重与城市化比较分析城市化发展水平更为科学。     

试论公共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现阶段我国要建立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就必须科学界定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样才能提高财政支出效率，降低政府运作成本，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投资，强化公益性事业支出，最终实现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     

新农村建设拖累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吗

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远未完成历史使命,新农村建设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本文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三者统一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互动而非对立关系,并提出加强三者互动关系的建议.     

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该文将交易效率引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基本理论预言,并运用因素分析计量方法提取出代表中国1997至2002年的交易效率指数,检验这一理论设想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显示,交易效率的改进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好的支撑,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却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而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则更多地表现为市场推动型.     

财政规模决定:一个经验模型

在借鉴国外财政规模实证分析建模方法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澄清了研究中国财政规模决定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建模方向.我们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等市场内生变量不能较好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财政规模的演变,相反,揭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外生制度变量--经济分权和财政分权,连同显示市场交易总规模的国民收入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这种变化.理论上,作者所构建的简单计量模型分离出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前者反映了市场边界与政府边界的重新渐进界定,后者反映了财政学中广为人知的"瓦格纳定律".诚然,沿着这一基本思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的几个问题

人口向城市集中以及产业的非农业化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乃至城市化对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宏观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具有重要作用,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是互相促进的作用,二者不可偏废.工业、农业和城镇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同一个问题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农业发展占据着启动全局的特殊地位;我国城市化的合理道路是区域型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同发展,形成层次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网络;政府可以通过实施灵活的经济政策与制定合理的规划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

在1949—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轻、重”关系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在1949—1978年的求强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重重轻轻”①;在1979—1997年的求富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农、轻、重”同步发展;在1998—2005年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政府和企业都在通过结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快速发展。通过对工业化三个阶段的分析,提出要纠正有关“轻、重”问题的五个认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