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研究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分别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综合水平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②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东部处于中级协调阶段,中部和西部处于勉强协调阶段。③从相对发展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中部为低水平的同步发展型,东部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西部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④从动力因素来看,动力开发不充分问题突出,且地区间的主要动力差异显著。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海南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基于2005-2015年海南省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发展的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海南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海南省城镇化水平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变化却出现波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快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海南省由城镇化滞后型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从中度失调发展到初级协调发展阶段.海南今后的发展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从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视角,构建了包含双重复合系统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二者的整体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协调指数约为0.43,目前整体处于过渡状态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城镇化发展整体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省内各地区二者的耦合协调情况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除省会南昌市外,其他地区均处于失调衰退和过渡阶段,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水平不同步且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区际不平衡,在空间上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     

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以中原城市群9市为例,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首先评价了其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程度,并将其划分几种类型,其次研究了中原城市群内部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偏低,除郑州外,其余8市城镇化水平均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2依据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中原城市群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被划分为3种发展类型,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好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中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低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及关键因素判别

以黑龙江省作为研究区域,选取2007—2017年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相关统计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二者耦合效应中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上升,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波动上升,二者间的相对发展状态由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逐步转为城镇化发展相对超前。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由初期的失调发展,经过渡发展最终转为协调发展。其中新型城镇化指标中的人均GDP,生态环境指标中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及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作用机理及关系研究

研究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对无锡市2006—2017年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过去12年中,无锡市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先略有下降再逐年稳步上升,但生态文明综合水平稍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两者耦合协调度等级也从勉强协调上升到良好协调,其中2006—2008年为勉强协调阶段,2009—2011年处于初级协调时期,2012—2016年步入中级协调阶段,2016年接近良好协调等级,2017年已达到良好协调等级。随着耦合协调度提高,反映出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两大子系统处于良性磨合期,但总体说来,其耦合协调效应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应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将生态文明的原则及理念全面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全过程,构建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体制机制,进一步采取措施协调好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机理,借鉴已有的耦合理论研究,构建了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熵值法确定其权重,以兰州市为例,对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评。研究结果表明:兰州市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二者的发展存在高度相关的耦合关系,并且协调水平和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整体上要高于旅游经济,受旅游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率逐渐趋缓,整体处于低水平协调,仍未完全建立起融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关系。因此,政府要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对旅游经济的扶持,推动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熵权—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水源地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论文以宁夏中南部调水工程泾源水源地为例,采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反映2008—2017年研究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定性分析水源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情况。研究表明:从权重分析来看,城市污水排放量与化肥施用量两项指标所占权重最大,对于研究区生态系统发展影响较大;从综合评价指数来看,研究区生态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不断降低,社会、经济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显著增高;通过对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发现区域协调度水平较低,总体处于失调阶段。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为促进水源地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提出相关建议。     

湘鄂渝黔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变化

构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湘鄂渝黔4个毗邻省市2004—2016年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特征。结果显示:(1)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发展指数存在区域空间差异。旅游产业系统变化上,贵州(0.81)重庆(0.74)湖北(0.57)全国(0.54)湖南(0.44)。旅游环境系统变化上,全国(0.93)重庆(0.85)湖北(0.60)湖南(0.55)贵州(0.40)。(2)旅游产业和旅游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到2016年仅达到基本协调水平。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子系统的耦合表现有所差异,与经济、服务、社会环境耦合水平较高,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水平增长乏力。(3)湖南和重庆在耦合协调类型上整体属于旅游滞后型,贵州与湖北分别属于环境滞后型、基本同步型。     

工业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时空差异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文章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各地级市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得分及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演变,最后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各地级市间的空间联系。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山东省各地级市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均呈增强趋势,由过渡型向耦合协调型转变;(2)各地级市工业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分异,鲁东地区整体高于鲁中和鲁西地区;(3)两系统在空间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烟台等市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济南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部分地级市在空间效应上随机分布。最后据此提出促进山东省各地级市两系统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及驱动力因素分析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追求城市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针对全国30个省份,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关系的驱动力因素。结果显示:(1)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持续下滑、波动上升、波动下滑四种特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2)时间序列看,耦合协调度除个别地区呈波动上升外,其余均呈稳步上升态势;空间格局看,不同年份各地区呈不同耦合协调类型;2016年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已经发生转变。(3)空间计量结果看,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正向溢出效应,且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城镇化率、地区产业结构、工业绿色转型水平、PM₁₀浓度及环境规制对耦合协调度呈显著影响。     

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区域差异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创新环境-转型升级耦合视角,采用TOPSIS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2007-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关系的演进特征。结果发现：①2007年以来中国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度整体虽有提高之势,但协调度仍然较低,且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发生明显跃迁,并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递减态势;②区域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差距的主要来源,在地区差异多极化发展趋势下其波动存在4个潜在收敛俱乐部,呈现出地理“区块链”收敛趋势;③采用QAP方法对地区耦合度差异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信息化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和城镇化水平差异是主要原因,而地理位置邻近、俱乐部收敛发展趋势有利于缩小地区耦合发展差异。     

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将农业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评价体系,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2000—2017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农业生态效率,利用ArcGIS技术和莫兰指数展现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冗余率剖析效率损失原因,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研究发现:(1)山东省农业生态效率整体较高但地区差异明显,济南、烟台处于效率有效状态,其余各市处于非有效状态。从历年趋势看,农业生态效率均值在研究期内呈现缓慢下降态势,2013—2017年稳定在中等效率水平。(2)从空间特征来看,山东省农业生态效率呈现正的空间相关性,总体上“低—低”集聚型和“低—高”集聚型地区偏多,中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为两个高效率集团。(3)从生态效率损失原因来看,农药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是主要原因。此外,不同地区效率损失的具体原因也存在差异。因此,要想获得生态效率的提升,有必要从生产要素投入和污染物排放两方面进行管控和改善,探索建立跨区域的农业生态化发展合作机制。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分析

文章构建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中国31个省域2003—2017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研究发现,耦合度呈波动上升态势,而协调度先上升后波动下降。从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看,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宁夏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低,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重庆和陕西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高,经济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省份及西藏、青海具有较低耦合水平和较高协调水平,其余中西部地区具有较高耦合水平和较低协调水平。从三系统发展类型看,中部地区、除重庆外的西部地区与河北省属于经济、旅游与生态环境基本协调发展地区,其余省份均属于超过生态环境承载阈值。     

生态涵养区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研究——以北京市怀柔区为例

选取2010—2017年北京怀柔区农业经济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若干指标,对数据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分别对农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农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程度。结果显示,2010—2017年,农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介于0.925~0.999之间,差别较小,但耦合协调度由于受政府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在0.416~0.822之间波动较大。论文根据怀柔区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波动的问题提出注重建立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长效机制,以促进两系统向优质协调发展状态过渡。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在建立内陆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石羊河流域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定量分析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交互耦合的主要因素,并揭示了耦合度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交互耦合是复杂的。其中,城镇人口增长较快、社会化服务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是胁迫水资源环境的主要因素,而总用水规模偏大、水资源管理落后以及水资源匮乏的本底条件是制约流域城镇化的主要原因。②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其变化曲线呈现出两个连续U型。第一个U型表明2001—2007年期间水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力总体上是先变小、后变大的趋势。第二个U型在验证2007年《甘肃省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出台后流域生态恶化趋势有所缓和的同时,警示继续加强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以实现耦合协调的必要性。③各县(区)耦合度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空间差异,这与各县(区)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区域自然条件有关。     

“三生”空间理念下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京津冀13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研究探析城市间及各城市"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稳定;新型城镇化水平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优势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足;"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度偏低。因此,为实现"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应加强城市间的互动联系,提升重点城市的带动作用,合理评估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和人口承载水平。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战略,明确两大战略的发展现状及其互动关系,对西部地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城乡融合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西部地区两大战略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2013—2018年,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两大战略发展存在空间差异,且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也较高,在内蒙古、重庆、广西和四川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两大战略实现良性互动,在青海和西藏等比较落后的地区,两者勉强协调。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交通通信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两大战略的高水平协调共振和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