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市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以广西域内14市为评价单位,采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对广西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水平进行全面评价,并测度它们之间的耦合协调状态。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均十分显著,但其协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有较大提高。2010年广西14市均处于拮抗阶段,而2020年则有9个城市处于协调阶段,有5个城市处于磨合阶段。（3）广西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滞后于城市化。2010年广西12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超前于城市化,只有2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而到了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城市就达到了8个,仅剩1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超前。（4）2010—2020年广西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发生了巨大变化,由2010年的大量Ⅲ型、少量Ⅰ型,演变成2020年的5种类型即Ⅳ、Ⅴ、Ⅶ、Ⅷ、Ⅸ。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互关联、彼此促进、融合共生。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局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1—2019年16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成都、绵阳和重庆等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的城市往往新型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偏低但上升趋势明显，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90%以上的城市属于领先型地区，且处于良好协调阶段的成都、重庆和绵阳与其邻近城市有较大差距，亟待发挥带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6个层面构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其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良好,且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居于中间位置,且各省份的差距不大;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处于落后状态。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耦合机制,分别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相对发展度模型,研究了2008、2010、2012和2014年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总体上处于磨合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2从耦合协调度来看,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呈"两头窄、中间宽"的梭型态势;从相对发展度来看,生态文明建设较城市化的相对发展状态呈"倒三角"态势。3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过程具有波动性,未来应注重提升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发展质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稳定协调发展。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逐年上升,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有所波动,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度不高;耦合协调度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市域差距不断缩小;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滞后型,研究时段后期,个别城市转为生态环境滞后型。(3)从影响因素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调控能力对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作用机理及关系研究

研究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对无锡市2006—2017年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过去12年中,无锡市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先略有下降再逐年稳步上升,但生态文明综合水平稍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两者耦合协调度等级也从勉强协调上升到良好协调,其中2006—2008年为勉强协调阶段,2009—2011年处于初级协调时期,2012—2016年步入中级协调阶段,2016年接近良好协调等级,2017年已达到良好协调等级。随着耦合协调度提高,反映出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两大子系统处于良性磨合期,但总体说来,其耦合协调效应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应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将生态文明的原则及理念全面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全过程,构建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体制机制,进一步采取措施协调好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测度研究——基于全国各省份的数据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新型城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必须协调发展,共同促进,否则会迟滞双方的共同发展。实证发现,中东部地区的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省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优质协调发展,而西部地区的青海、西藏、新疆等省两者的协调度较低。研究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地位、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坚持绿色化发展的理念、实施新型城镇化资源环境保障战略,将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基于动态耦合模型的海洋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耦合演进研究

在收集我国2002~2011年间9个海洋生态文明和12个经济社会指标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了海洋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评价体系。采用均方差赋权法计算了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利用动态耦合模型对海洋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耦合演进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1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快速发展态势,而海洋生态文明发展相对滞后,且海洋生态文明的动态演进具有随时波动性;从二者耦合演进关系来看,十年间我国海洋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总体上处于协调共生的发展阶段,但表现出了进入极限发展阶段的危机。说明加紧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对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紧迫切性。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2007-2019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质量、新型城镇化效率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社会服务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比重扩大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呈倒"U"型,对新型城镇化效率、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均为正,消费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此外,生产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提升中部的新型城镇化效率,对东部和西部的新型城镇化有促进作用.社会服务性支出比重扩大对西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效率的影响为负,对东部和中部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消费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提高东部和中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因此,要明确地方公共财政支持重点,科学界定公共财政支出的边界与权限,加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管理,促进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     

海南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基于2005-2015年海南省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发展的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海南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海南省城镇化水平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变化却出现波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快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海南省由城镇化滞后型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从中度失调发展到初级协调发展阶段.海南今后的发展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研究

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作为城镇化的主要依托和核心追求,二者的关系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的时空差异做出实证研究,并利用ArcGIS将其空间显化。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呈现先增后减再增趋势；二者的协调度自西向东逐步增加,耦合度无明显分布规律,总体呈高水平耦合状态；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在城市群间的差异显著,但城市群内部的差异逐步减小。从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的视角,为实现城市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趋势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已成为形成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体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五要素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驱动力.为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城乡"生态、经济、安全、社会"四维协调发展系统,运用熵权法测算并归纳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 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总体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形成东部较强、西部较弱的空间格局,地区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协调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生态协调与安全协调水平较高,优势明显.基于此,应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提高城乡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进步水平、统筹城乡发展与安全为路径,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00、2005、2010、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高,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②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各市州协调发展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从空间角度分析,湖南省区域间差距较大,呈现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③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     

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比较研究

基于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19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收敛模型等方法,比较分析两大区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和收敛性。研究发现：(1)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均由失调发展状态转变为协调发展状态,长江经济带两系统具有更高的耦合协调度和更快的增长速率,引领作用显著。(2)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正逐渐减小,区域间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鸿沟正逐渐缩小,两系统耦合协调正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向区域相对均衡发展转变。未来一段时间内两大区域的总体差异仍以区域内差异为主,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交叉重叠问题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的影响正在减弱。(3)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长江经济带拥有较快的收敛速度,而黄河流域的收敛速度则相对较慢,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劳动力质量和对外开放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收敛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针对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不同特性,为两大区域提供差异化的提升路径。     

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以中原城市群9市为例,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首先评价了其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程度,并将其划分几种类型,其次研究了中原城市群内部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偏低,除郑州外,其余8市城镇化水平均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2依据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中原城市群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被划分为3种发展类型,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好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中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低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     

重庆主动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六大作为

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一个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在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中,重庆必须充分发挥好作为西部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优势,,正确处理好成渝竞合关系,努力形成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打造西部现代产业升级区,创新内陆高地开放模式,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推进特色新型城镇化进程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主动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伴随中国创新投入的持续提升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不但影响创新体系运行，也会影响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基于此，在构建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指数探究2015—2020年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呈良好上升态势，但两者综合指数较低，且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2)从耦合协调特征看，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耦合协调度呈波动性上升趋势，但仍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发展至勉强协调阶段，中部地区为濒临失调，东北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轻度失调；(3)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出明显的地理空间非均衡性，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高耦合协调度集聚区，东北及西部地区则属于低值集聚区。研究结论可为指导相似地区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以及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从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视角,构建了包含双重复合系统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二者的整体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协调指数约为0.43,目前整体处于过渡状态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城镇化发展整体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省内各地区二者的耦合协调情况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除省会南昌市外,其他地区均处于失调衰退和过渡阶段,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水平不同步且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区际不平衡,在空间上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