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测度与差异研究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成果共享、节能环保,以及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基于2001-2014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绿色生产消费和生态环境保护维度构建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测算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明显领先,地区间呈现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的阶梯型分布;发达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总体领先,传统经济弱省总体落后,青海和内蒙古等少数西部欠发达省域崛起,河南、河北等少数经济强省排名垫底,省域间非均衡发展问题突出;绝大多数中西部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呈现改善趋势,山西、河北等部分省域裹足不前,北京、天津和上海出现倒退迹象。     

碳排放约束下中国省域生态资本效率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研究碳排放约束下生态资本效率及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对于我国省域生态资本运营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能源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约束，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对2010—2019年中国省域生态资本效率进行测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碳排放约束下省域生态资本效率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资本效率均值地区分布总体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格局，以江苏、山东、广东、浙江为代表的东部省份在生态资本效率空间关联网络传导机制中处于控制枢纽地位，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科技水平、地理空间邻接关系对现阶段生态资本效率网络结构特征及传导强度有显著影响。为提高生态资本效率，各地应采取差异化策略，发挥空间枢纽中心节点优势，加强跨区域合作。     

精准扶贫视角下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能力评价

西部地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效能、发展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三大系统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自然资源禀赋结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农业机械化水平、财政、科技、智力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等对西部12省(区)在精准扶贫进程中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西部地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建议。     

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动态演进及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4—2019年中国内地28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三阶段DEA模型,测度各省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运用变异系数和静态面板模型分别检验其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进而揭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四大区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的动态演进趋势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2014—2019年全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由0.62提高至0.72,更多省域向高效率演进,到2019年,35.7%的省域达到生产效率前沿;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中部（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东北和西部的发展格局,较低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分别是制约东北和西部地区效率提升的主因;样本考察期内,全国整体、东部和中部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存在σ收敛,全国整体及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而中部仅存在条件β收敛,且不同区域条件β收敛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据此,针对提升不同区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提出针对性建议。     

共享产出关联视角下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测度与分解

绿色研发投入活动是整个绿色创新链的前端环节,工业企业的绿色研发投入是中国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阶段。通过构建包含共享投入、共享产出和中间产出的两阶段DEA模型,从技术开发和经济转化两阶段视角出发,对中国31个省份的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区域发展差异较低,东部地区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东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经济转化的效率均值优于技术开发的效率均值,技术开发效率水平低下是绿色研发投入整体效率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     

绿色增长下我国大型制造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绿色增长视角,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2011-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大型制造企业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结果发现：①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我国大型制造企业创新效率影响较大;②调整后的我国大型制造企业整体创新效率不高,规模效率成为制约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③东部地区大型制造企业平均创新效率最高,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④多数省（市）大型制造企业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提升空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地区相应的创新效率提升路径。     

中国省域旅游业发展效率测度及其时空演化

以1997—2011年的数据为例,运用修正的DEA模型对省域旅游业发展效率进行测度,进一步利用G指数、重心等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省域旅游业效率的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997—2011年省域旅游业发展的各项效率在波动中上升,总体上各项效率取得一定的进步,但仍需进一步提升。当前阶段省域旅游业综合效率由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交替驱动,旅游增长模式正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化发展的转型阶段。1997—2011年旅游业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热点区主要位于东中部;而规模效率的热点区表现出相反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位于西部地区。重心分析发现: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重心主要向西北发生偏移,而规模效率重心向东南方向发生偏移。未来省域旅游业发展应避免单纯追求旅游资源数量的增加,提倡集约化经营,增加对旅游业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提升旅游发展效率。     

我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从高质量发展视角出发,构建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以2015—2020年我国29个省市年度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RD-Malmquist模型对各省市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及科学评价,并进一步利用Tobit模型对可能影响效率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效率(静态)波动性提升,省域间效率值差异性在下降。区域上效率值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且效率值均小于1;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良好(动态),区域上呈现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技术进步起着关键作用。人均GDP、人力资源质量等对效率值存在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最终提出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的综合评价及其空间差异分析

经济脆弱性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脆弱性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拓展了脆弱性研究的新视角。根据脆弱性理论中VSD评价模型,从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自然—资源—环境子系统中选取经济敏感性指标22个,经济适应性指标25个,运用熵值法、多级可拓评价方法、空间差异分析方法,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和空间差异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省域经济脆弱性较高,经济脆弱性波动幅度大;省域经济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省域经济脆弱性类型显著增加。(2)经济脆弱性的区域之间差异逐渐增大,区域内部差异是经济脆弱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区域不平衡突出且有加强的空间格局特征,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现区域不平衡性处于减弱的空间格局特征。(3)经济脆弱性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呈现波动性的变化特征,2011年后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离趋异加强的态势。     

区域异质性视角下绿色信贷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作为应对环境恶化，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措施之一，绿色信贷近年来发展迅速。理论方面，研究提出绿色信贷主要通过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和信号传递四种效应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实证方面，基于国内29个省域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绿色信贷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并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研究了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整体上有助于减少碳排放，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相比中西部地区，绿色信贷在东部地区的节能减排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与评价—基于超效率网络SBM-Malmquist模型分析

将绿色创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工业企业技术活动中，已经成为突破环境和资源约束、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将能源消耗量、三废排放量等纳入研究框架，运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在2013-2018年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省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差异趋势逐渐缩小；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持上升的趋势相比，中西部效率水平不仅存在绝对水平明显偏低的特征，而且还表现出了增长幅度的差异；成果转化期的效率值低于科技研发的效率值，纯技术效率水平过低是造成两阶段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我国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均大于1，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从三大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ML指数主要归结于技术进步指数TC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ML指数则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的增长。通过上述研究确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损失的来源和真实原因，为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供有效路径。     

旅游生态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SBM模型测算2001—2016年中国31个省份的旅游生态效率,分析其时空特征,并分别构建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PVAR模型,研究文化氛围、人口素质和公共管理变量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2001—2016年,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区域间不平衡问题加剧;东中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负响应于文化氛围,而在西部地区为持续增强的正响应;人口素质对中西部旅游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弱于东部地区;各区域对公共管理变量的正响应具有不同程度的时滞性,西部地区见效最快。基于此,提出提升各区域旅游生态效率的建议,推动旅游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及其区域动态差异——基于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以全国31个省份为样本,选取评价指标,构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动态和静态分析模型,综合评价各区域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与区域差异,实证检验我国生态文明的效率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未达到最优状态,2011—2017年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资源配置效率以年均0.03%的速率下降;在四个区域的排名上,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靠后,各区域内部的省份之间差异明显;在区域动态变动趋势上,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效率的提升空间和后发潜力最大,东部和东北地区上升趋势较弱,中部地区整体呈下降态势。     

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简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基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析,发现2001—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保持着良性互动,两者的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但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从协调等级看,优质、良好协调和严重失调的省份较少,多数省份属于协调发展的中间类型,并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基于地区高铁通勤时间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检验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且研发人员流动的直接效应更显著;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因创新资源集聚程度和能力水平较高,更易从中获益,而西部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阶段,其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偏弱;研发人员流动、财政科技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化水平4种调节因素均表现出门槛特征,且呈现出梯度式增强。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测度及时空动态演进

本文基于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全面测度2009—2018年我国软件产业效率,并采用条件Kernel密度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揭示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时空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软件产业效率整体较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该差距逐步扩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差距呈现不同程度的缩小;整体上我国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不存在空间集聚;东部地区内部省份间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西部地区内部省份间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为实现我国软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进一步增强软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各地区继续挖掘优势并着力补齐短板,构建软件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研究

将环境污染、创新失败因素列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进而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影响收敛的显著性因素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