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金融业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对绿色和环保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源头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生态效率。通过建立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超效率DEA、Moran’s I等,对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进行时空差异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验证金融集聚对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呈现出区域差异性,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特点;区域差异源于局部集聚性和集聚阴影效应;银行业对中部地区生态效率溢出效应明显,证券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明显,保险业对生态效率溢出效应不明显,金融密度对西部地区生态效率溢出效应明显。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林业生态效率: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基于我国31个省份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7—2018年我国31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三阶段DEA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析我国林业生态效率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林业生态效率呈现明显的时间波动趋势,先下降后上升;东北部地区林业生态效率值最高,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林业用地面积、营林固定资产投资、林业从业人数和林业能耗对林业生态效率产生显著影响。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及其与旅游经济互动响应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旅游业发展则对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分析方法等探索2000—2016年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化轨迹,并运用VAR模型模拟旅游生态效率及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区域差异有所减小,但极化现象逐渐凸显。②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空间分布方向性逐渐减弱,整体呈现出"东北—西南"向的空间分布态势。③多数省域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脉冲响应都呈平滑响应态势,前期波动较大而后期趋于平稳;各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生态效率的相互贡献程度整体上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升,但仍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建议未来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应当进一步破除行政壁垒,推进省域间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交流;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应当因时制宜,以短期为主,长期为辅,把握互动响应峰值时期;各省应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经济发展。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两步法

首先利用DEA方法并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计算了2009—201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态效率,然后使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生态效率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3年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态效率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得较为平稳,在横截面上表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生态效率优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人均GDP和偏东的地理位置会对生态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而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则会产生消极影响。指出:为提升地区生态效率,政府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努力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而缓解地区发展差异和人地矛盾。     

基于系统GMM的FDI对我国东、中、西部碳排放影响研究

为了验证FDI对我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文章依据2001—2016年的数据,采用系统GMM的方法验证了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各区域碳排放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规模效应在东部可以降低碳排放水平,对中西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技术效应在东、中部对碳排放产生了负效应,对西部的影响与东、中部刚好相反;结构效应对东部碳排放的影响,弹性系数也为负,有利于碳排放,对中、西部呈现正向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对三个区域的碳排放均呈现负效应,但是环境规制对东部的作用要好于中、西部。通过实证分析结果为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测度与差异性分析

生态效率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测度指标,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有效应用资源减轻环境压力的效率。尝试将超效率DEA方法应用到生态效率测度中,对中国2000—2009年区域生态效率展开评估,并据此进行各区域类型划分,进而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带视角研究区域生态效率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此期间中国整体生态效率呈稳定上升趋势,但生态效率差异明显且有增大趋势,各区域生态效率同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生态效率演化规律各异,东部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动力强劲但内部各省份差异呈现增大趋势,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动力不足且其内部省份差异趋稳。     

FDI与出口规模的区域产业结构效应差异性的实证研究——基于2001—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2001—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分析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FDI产业结构效应的差异,以及出口规模对各区域产业结构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PDI的流入能显著提升我国中部区域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而对东部与西部区域影响不显著特点;扩大出口规模能有力推动东部区域第三产业产值及西部区域第二...     

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

从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角度,对2001—2010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融资已经可以对旅游产业投资效率的提高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在西部地区,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依旧对旅游业的发展发挥主要作用。中国不同地域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差异,体现了旅游产业在不同地域发展方式上的区别。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旅游产业,已经实现了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而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仍旧严重依赖要素的外向型投入。     

低碳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从低碳视角下引入农业碳汇作为期望产出指标,运用以农业碳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并分析其时空分布,然后通过Tobit回归模型考察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所有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均未能长期达到有效值,各省份及上、中、下游区域存在显著差异,但总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农业经济水平、农业公共投资、农业劳动力教育程度、农业机械化、政府规制和技术进步对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正效应,农业化学化则具有负效应。     

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与区域公共品供给的均等化水平差异有关,在中、西部地区均表现为正的效应,且中部大于西部,而在东部地区产生抑制作用,Tiebout模型在中国的检验存在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医疗卫生和文化服务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均存在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公共品供给变量的影响为负;教育公共品供给变量影响不明显.     

中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分析

利用C-D生产函数和回归分析技术得出中国旅游产业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利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1996—2001年及2001—2006年两段时间区间内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中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增长;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三大区域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明显的差异。     

要素扭曲、技术研发与效率损失

运用2008-2016年中国29个地区面板数据，测度资本要素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采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资本要素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均呈现显著的反向扭曲，且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更高；从全国层面看，两种要素市场扭曲在全国层面均对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产生抑制作用；分地区看，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东部地区存在负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东中西部地区均有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由东向西递增。反事实计量结果表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是造成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     

应用DEA方法评测中国各地区健康生产效率

本文将地区健康系统视为健康生产决策单元,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地区健康生产进行效率评测和影响因素分析。我们发现:各年份处于生产前沿面上的省份各不相同,而远离前沿面的省份基本一致,总体而言平均健康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根据效率和产出可以将全国划分为六类具有不同的效率提高路径的地区;健康生产效率在东、中、西部,东、西部和东、中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地区人口密度与健康生产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公共健康投入比例与健康生产效率之间呈现并不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公共财政支出不当偏重倾向的结果;城乡居民在支付能力与健康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上恰好相反,这可能与城乡之间截然不同的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待遇相关,因而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医疗卫生政策。     

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000—2010——基于参数共同边界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参数化共同边界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环境约束下2000—2010年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证结果表明,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不仅绿色发展效率高,而且生产技术水平更加贴近潜在水平;总体上,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进步的,而中西部地区却表现出负增长的现象,东部地区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表现皆优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的分解结果显示,纯技术进步成为了推动我国绿色全雩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纯效率变化的贡献较小甚至对生产率增长产生消极的作用;从纯粹技术追赶来看,东部地区的生产技术不断靠近潜在生产技术,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生产技术愈发落后于潜在水平的趋势;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三大区域都表现出技术发展空间不断压缩的现象。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

由于空间异质性的影响,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用传统空间同质性假设很难解释。为此,研究采用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通过DSBM模型对省际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合理测度,并基于此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依次递减且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潜力很大;整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对于地区自身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正向影响,然而二者对于邻近地区的影响均不显著。从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分析,金融规模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间接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而在空间杜宾模型的总效应中,金融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对于金融效率而言,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空间杜宾模型总效应均表明,金融效率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OFDI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而言:正式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东部地区OFDI的影响不显著。指出:政府需要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对不同动机的OFDI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The Path and Threshold Effect of Digitalization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

Since its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re on the wane, China should use digital economy to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Based on microscopic data of vari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China’s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ir influence,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Our conclusions include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digital economy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region, but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at of adjacent regions;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exerts a mediating effect when digital economy impacts China’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nd with the share of import trade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western reg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region before the threshold, 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whole country after the threshold. Therefore, China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promoting trade upgrade.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quality, the centraliz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we should gradually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xport enterpr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