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国家起源理论、国家模型、“诺思悖论”、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国家与制度创新、国家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当前中国政府如何推进制度变迁？首先,要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发挥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其次,充分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第三,努力克服“诺思悖论”。第四,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制度变迁的度量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1952—200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测算1952-2006年制度变迁因素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在长期中,加入制度变迁时间趋势因素的c-D函数表明,资本、劳动、制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制度对于产出有高度显著的正向作用,引入教育变量后,资本、劳动、教育、制度与产出之间也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情况下,制度因素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出增长0.15个百分点(Prob.=0.0262).若以改革为界分两阶段进行分析,1952-1978年,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有限,而1978-2006年,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试论中国建国以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对中国建国以来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作用进行了探析。指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了停滞,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而其体制改革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形式仍然属于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并且使体制改革呈现出渐进性和在一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滞后性的两个特征。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将逐步转变,最终建立起具有内在制度创新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迁转变为自发性制度变迁模式,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制度变迁与国家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考察

本文主要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与国家关系理论的一个回顾、整理、概括。本文的基本思想是:国家(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具有二重性,既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绩效的保证,又往往是制度低效的根源。在这一逻辑下,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制度变迁的两种形式以及国家在这两种形式中的不同作用,最后,提出制度变迁与国家关系理论对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作为一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解说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意识形态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具有经济功能。作为一种制度,意识形态的变迁不可避免。在此过程中,国家起到重要作用。意识形态是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具有刚性。必须积极促进强制性和诱致性意识形态变迁的结合。国家要对意识形态教育投资以节约治理的交易成本。     

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解释——一个新政治经济学视角

作为民营经济支持的主力,民间金融有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我国民间金融制度的变迁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制度变迁特征,而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中间作用不容忽视。这其中折射出相关利益主体的反复博弈,并最终表现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推动民间金融通过法治化进程向民主化方向演进。     

审计准则制定的制度变迁分析

文章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角度对审计准则的制定进行了分析,认为,审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审计准则制定的模式是一个诱导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相结合的动态的混合变迁过程,还分析了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审计准则制定的借鉴作用。     

制度变迁理论:评述与启示

制度变迁理论不仅重视了制度因素在历史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经济史研究以及制度经济学提升到主流经济学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素养和借鉴意义。本文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评述,并分析了对当前中国改革实践的借鉴作用。     

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温州案例

制度安排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旦由政府决定的强制型制度被确定,诱致型制度变迁也随即被选择,完成制度的整体功能。在金融制度扭曲的情形下,强制型制度变迁和诱致型制度变迁在金融发展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     

论我国教育投资的制度变迁

我国教育投资的制度变迁经历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个阶段。在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教育投资总规模呈逐年扩大的趋势，教育投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但诱致性制度在创建和推行之初，教育投资对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市场配置资源就已经产生了路径依赖，最终导致了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要走出这些锁定状态，必须建立起单一与多元相结合的教育投资研究决策主体体系、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投资决策权力机制，中央政府应设立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建立起经济利益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教育投资利益驱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