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

产业政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产业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数据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产业政策的吸收程度不同。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容易受产业政策激励，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显示，产业政策作用程度和企业所处行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重点扶持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将技术创新作为产业政策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变量，分析表明，90%的产业政策均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手段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基于市场化程度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应重视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企业发展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区域创新能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关系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一直是政府、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运用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6-201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128家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指数进行了测量,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以及政策实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结果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和技术进步率大幅上升,说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步走向重技术创新的高端化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向高端化方向发展,特别是2009年相关政策的实施进一步诱发了区域创新能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技术进步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影响。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回应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验证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的生产率效应;同时考察地方政府回应政策的积极性差异是否改变该产业政策的生产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生产率;而在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该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强。该生产率效应还呈现累积特征,但在不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前期生产率累积特征不显著。产业政策的间接引导工具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地方政府显著加强研发补贴、信贷支持和税收激励这三种间接引导工具的实施力度;而在不积极回应政策的地区,三种工具实施力度均无显著变化。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国产化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汽车零部件制造业的证据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已成为当下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文章聚焦2005年中国汽车工业国产化政策,并结合同时期的税收减免政策,利用2002-2007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和整车制造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车厂商对零部件厂商的纵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产化政策提升零部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机制,但市场规模的扩张和短期内市场垄断程度的上升也使零部件企业产生了技术改进的惰性;(2)国产化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内资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多地从整车厂商的技术溢出中获益,外资企业则更多地从市场规模的扩大中获益,国有企业生产率受该政策影响不显著;(3)国产化政策与同一时期税收减免政策之间的关系存在两面性.国产化政策下,受税收减免的FDI向本土零部件企业发生了更多的技术转移,受税收减免的企业本身却缺乏效率改进的动力.上述结论带给新一轮中国工业改革的启示是:国产化政策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是有效的,特别是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政策导向有利于为新产业主体建设打下基础;但是产业政策同样不应被过度使用,制定政策应该重视政策工具在不同阶段的有机组合,取长补短,使各产业政策形成合力进而保证企业效率的提升.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分析

基于200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相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规模扩大和资本配置效率改善，进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处于成长成熟期企业和未进行研发操纵企业中更显著。此外，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结论可以为高企认定政策效果评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我国完善选择性产业政策设计提供政策启示。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投资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从投资效率角度切入，研究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的拉大，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作用机制表明，非效率投资在两者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区分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后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主要通过投资过度路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异质性发现，在较大规模董事会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研究结论为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TFP增长差异及高端化发展路径研究

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从影响因素、时间序列以及增长方式等维度对2007—2015年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项进行研究,并利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方程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收敛性检验。结果表明：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主要源于技术效率降低,产业总体呈现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双低的低端化发展倾向;从产业高端化的两个维度,将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分为3种不同类型——高效增长型、粗放增长型、悲惨增长型,不同类型企业增长方式差异显著,即应采取适合自身的高端化发展路径;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收敛性显著,企业差距将不断缩小且最终趋于相同的稳态水平。     

科技金融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基于研发操纵视角

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研发操纵视角,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能够显著抑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操纵行为,从而显著提高研发绩效。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研究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上市年限较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不仅能为科技金融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斣斊斝增长差异及高端化发展路径研究

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从影响因素、时间序列以及增长方式等维度对2007—2015年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项进行研究,并利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方程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收敛性检验。结果表明：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主要源于技术效率降低,产业总体呈现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双低的低端化发展倾向;从产业高端化的两个维度,将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分为3种不同类型——高效增长型、粗放增长型、悲惨增长型,不同类型企业增长方式差异显著,即应采取适合自身的高端化发展路径;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收敛性显著,企业差距将不断缩小且最终趋于相同的稳态水平。     

人才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地方政府人才治理视角的研究

本文使用2001—2016年我国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针对人才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对人才政策予以定量识别,并与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地方人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而言,人才政策出台数量平均每增加1条,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0005。机制检验证明,人才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纠正人力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企业及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及非高技术产业。以上发现对于当前地方政府人才治理体系建设具有较大意义,对如何完善政府人才政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     

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能否绕过“索洛悖论”——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向城市化的关键转型期,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能否承担城市化阶段生产率提升的重任?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3座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宽带中国”战略试点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深入考察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有效提升了城市生产率,否认了“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在中国的存在,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可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进而促进城市生产率提高。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探究影响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有效性的相关因素,研究表明一座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经济服务化水平、市场化水平越高,其生产率提升效应越明显。因此,应鼓励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全面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为城市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人才支撑;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市场之手助力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R&D投入视角

普惠金融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使用SFA-Malmquist效率测度方法,分别测算了中国31个省份2007-2017年的普惠金融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 发现: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研发创新融资约束、释放创新活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发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这一分解因子上.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中介效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中国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转型方向和重点

为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产业发展规律和体制机制背景等要求,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急需转型。应按照"政策制定依据—政策作用对象—政策实施机制"三个维度,明确项目导向型产业政策向能力导向型产业政策转型的重点和难点,推动政策制定依据由幼稚产业扶持论调整为市场失灵理论,政策作用对象由单一企业转变为产业发展平台,政策实施机制由项目为主的政府—市场线性关系转型为政府、市场和参与各方多元互动的新机制。在具体工作层面,要加快构建多方参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实施机制,不断创新和完善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管理方式和政策工具。     

地方公共债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地方公共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个城市的地方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负债率)每提高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约0.06%。区分企业所有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增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负债率每增加1%,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约0.20%,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约0.07%。以上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显示,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扩大通过放松融资约束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通过提高企业税负、加剧信贷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研发设备更新速度,进而阻碍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发现表明,地方政府应科学调控地方公共债务的总规模和增速,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和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时期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向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方面要与发达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发展制高点，另一方面要与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市场展开竞争，产业发展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更好地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质量、水平和竞争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应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发挥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联动作用，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和政府的促进作用，处理好政府职责与产业特征相匹配、公共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补充，以及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相适应等问题。     

什么类型产业政策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35个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产业政策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选取2000—2020年35个工业行业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产业政策中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规模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为负,行业规模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即短期内以财政科技支出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减免税为代表的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而中长期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