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

选取2005—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门槛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包括经济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绿色发展平衡在内的子维度均有正向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发展可推动共同富裕发展，且存在创新要素流动的门槛效应。另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二者融合对不同地区精神共同富裕和物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规律。据此，提出激发数字普惠金融新活力、构筑创新要素流动新格局、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局面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282个城市数据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文章借助2011-2018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考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存在瓶颈.比较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程度不同.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可为加强区域现代化建设、实现创新驱动提供参考.     

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文章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可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3）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中部、西部区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东部区域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加强数字金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其普惠属性,推动农村地区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作用能够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数字鸿沟水平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最严重，收敛趋势也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能够显著缩小任意数字鸿沟水平下的城乡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数字化及信贷业务维度的发展也能抑制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能形成明显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更能够促进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各项金融业务单独促进贫富收敛效应微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不断提升数字发展水平，收敛数字鸿沟；深化数字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经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成为促进涉农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涉农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创新，在发展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维度上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成长期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围绕如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能力驱动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技术重塑普惠金融的背景下,文章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直接驱动效应.从结构角度分析,将数字普惠金融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分别研究后发现,覆盖广度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要略强于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作用则并不显著.从区域角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就作用渠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薪酬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水平吗?——基于省际数据和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分析

运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省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不同区域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异质性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差异化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不同区域来看,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各个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够比较显著地提升创业水平.从产业结构异质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创业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支持作用;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升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其对创业水平的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多种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加速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分配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而影响着经济增长。基于此，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信息服务成本高于冰山交易成本时，就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地区分工，当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消费占比充足时，数字普惠金融部门逐步向外围地区部分分散，形成新的产业结构；(2)劳动力流动是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有效中介渠道。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劳动力流动产生间接影响，从而提高产业结构优化效率；(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对本地产生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周边地区作用不甚显著。研究结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为转型和升级制造业提供了新的见解。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17个地市的实证分析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产生的数字普惠金融越来越成为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选取2011—2020年山东省所辖17个地市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根据GDP水平、人口密度等指标将山东省划为A、B两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山东省各地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的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越显著。     

财政支农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推动农村农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以财政支农支出为代表的政府财政措施和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工具在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在东、中、西部地区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东部地区作用效果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在东、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传导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金融的融合创新产品，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中呈现非线性关系，能有效提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显著缩小区域内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在政策制定上，需要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在各省份之间的渗透性与融通性，加强省份之间数字普惠金融资本、信息、人才等流动互通，同时完善多元政策监管体制，防止数字普惠金融过度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微观企业创新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科技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主要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及企业异质性差异，通过以创新程度较高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且发挥促进作用的主要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第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第三，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异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这种正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小规模企业中比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 2011-2015年广东省三个沿海经济发展区 14个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整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经济还没有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分地区看,珠三角区和粤东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 数对其海洋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粤西区在使用深度和数字服务支持程度 方面有效地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增长。提出广东省各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重点,粤东区的重点是借优势,促发展。珠三角区的发展重点在于借优势,补不足。粤西区发展重点在于广覆盖,深挖掘。     

数字渗透、金融普惠与家庭财富增长

数字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形态之一,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家庭总体财富规模的增长,运用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房产净值;数字普惠金融在货币基金和电子支付方面的使用深度能够增加家庭财富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财富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