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依赖与出口贸易——基于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格局中,贸易摩擦所导致的单边技术管制不仅会对一国出口贸易利益形成冲击,还会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格局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多元化.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法测算框架,分析在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评估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及国内产业链的冲击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中源自国外增加值部分比例在大幅下降,但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电气设备等行业仍十分依赖国外中间品投入;欧洲、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地区,且中国出口中来源于这些地区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于流出占比.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国内各行业及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放大效应"和"吸收效应".     

中国制造业贸易模式变迁的工资差距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不变系数的静态面板模型,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变迁对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制造业贸易模式的变迁中,出口扩大了行业间工资差距,而进口缩小了行业间工资差距。（2）制造业贸易模式变迁主要通过价格机制扩大了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而技术机制和个体机制的影响则不显著。     

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效率分析——基于数据包络的BC2模型

笔者选取具有国别特征的投入产出指标,利用数据包络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与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效率问题.研究表明:在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纯技术效率"方面,中国与各国(巴西、印度、俄罗斯除外)的效率都极高;在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规模效率"方面,中国与各国的效率较低,且基本是递增型;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上,中国与多数国家的产业内贸易综合效率较高,且居于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有利地位;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上,中国仅与韩国、墨西哥、印尼和俄罗斯的产业内贸易"综合效率"较高,且都处于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弱势状态.     

双循环重心变化、贸易自由化与我国生产率增进*——基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战略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涉及双循环重心变化问题，高质量发展的要义之一是生产率增进。本文将双循环重心变化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演示双循环重心由国际向国内转变对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增进效应的影响，而后利用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导致集约型资源错配和扩展型资源错配，从而抑制行业总生产率增长；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则有助于提高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行业总生产率增长。因此，转变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增进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GVC视角下我国民用航空制造业产业升级动因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正处于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了我国民用航空制造业产业链升级动因,构建了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8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找出了影响我国民用航空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可为我国民用航空制造业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制造业投资效率测度——基于产业转型视角

本文基于产业转型视角,将产业投资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采用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统计数据,运用数据包络方法,分析产业转型对制造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测度制造行业投资效率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值,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制造业的投资效率呈下降趋势;投资效率的偏低是由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之间的差距造成的,且规模效率小于纯技术效率。为此,应着力从加强自主创新、整合制造业产业链、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方面提高产业投资效率。     

制造业全球产业格局演变趋势与中国应对策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造业全球产业格局也在发生巨大变化.2005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格局呈现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快速崛起趋势,但2015年以后的变化趋缓.由于中等收入国家国内供给能力的增强、市场的扩大以及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呈现缩短的趋势.影响制造业产业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源禀赋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技术变革、外部冲击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等影响因素仍将继续发挥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逐步显现,未来全球制造业格局将会发生深刻改变并对中国的制造业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全球制造业格局演变趋势,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把握正确的方向,积极加以应对.     

构建自主可控现代制造业体系面临的挑战、路径与对策

自主可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关键，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内在选择。在重新界定自主可控现代制造业体系的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基于统计数据对中国现代制造业体系自主可控水平的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相较于部分发达国家，中国在全球分工中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环节，导致制造业整体技术自主水平较低；第二，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自主可控水平较高，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安全；第三，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部分资源密集型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的风险；第四，中国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面临着低成本优势丧失、创新尚未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大国竞争、逆全球化、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内部和外部双重因素叠加带来的严峻挑战。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构建自主可控现代制造业体系的实践路径应以科技自主为核心、安全可控为关键、数字化转型为抓手。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宏观经济和价值链结构的影响

本文将2014年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结构嵌入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GTAP10,通过对全球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进口品的来源及在国内的流向进行划分,实现与WWYZ模型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将就业、消费、通关时间和投资等四个因素作为冲击变量,模拟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宏观经济和产业格局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宏观层面,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在长短期内差异显著,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GDP和进出口总量明显下滑,在经历短暂反弹后,长期内全球经济将逐步回归到基准情景下的增长水平。产业层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服务业和农业产出在短期内降幅较大,长期则会逐渐恢复;制造业产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相对有限,但在长期内,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新冠肺炎疫情将促使中国加速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并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供需的核心,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最后,本文就促进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前后全球产业贸易转移定量测度分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贸易转移格局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文章在严谨界定产业贸易转移概念的前提下,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技术系统构建了产业贸易转移的定量测度模型,进而对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主要国家和地区间产业贸易转移格局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主要发现有:(1)中国虽然仍是全球最大的产业净转入国,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规模大幅减缓。(2)欧盟、美国、印度等地区或国家逐渐成为全球主要产业贸易转移目的地,且以服务业为主。(3)采掘业开始向美国、欧盟等发达地区转移。     

新发展格局下国内产业链延伸发展与企业国际化

促进国内产业链延伸发展是推动国内大循环的有效模式，同时其能否助力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循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2008—2020年全球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国内产业链延伸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机制检验表明，国内产业链延伸发展通过融资纾困、信息共享、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机制而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国内产业链延伸发展对企业国际化的正效应，而国际产业链和国内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能够推进企业国际化。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内产业链延伸发展对处于成长期、高技术和高竞争行业内企业，以及处于沿海地区、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地区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本文从发展国内产业链角度为推动国内循环以促进国际循环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与经验证据。     

新疆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提高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是新发展阶段新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尽管新疆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竞争力逐渐增强,但却面临产业链低端锁定、创新能力偏弱、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基于此,文章从产业经济效益、产业链创新性、产业链绿色化、产业开放合作四个维度构建新疆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指标体系。首先,采用熵值法赋权的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2011—2020年新疆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新疆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综合得分总体呈上升态势,2011—2014年处于初始起步期、2015—2018年达到发展高峰期、2018年之后则进入回落稳定期。其次,通过系统聚类将新疆十四个地州市划分为四类,四类地州市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各维度均存在较大差距。新疆制造业应进一步夯实产业链创新基础、推动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及产业集群化发展,推动更高层次开放合作,协调各地州市发展差异,打造新疆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新格局。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以湖北省制造业为例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文章在科学界定产业链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由产业链创新性、产业链高端化、产业链集聚性和产业链可持续性四个维度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湖北省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全局熵权法将湖北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和汽车制造三大支柱产业与全国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湖北省产业链可持续性与产业链集聚性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拉动力最大，产业链创新性拉动力最小；湖北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汽车制造业现代化水平均处于国内前列，但是与排名靠前的广东、上海、江苏、北京等较为发达省（市）相比仍具有一定差距。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湖北省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对策。     

新发展格局下加强供应链韧性治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加强供应链韧性治理是构建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途径。供应链韧性具备系统集成性特征，企业为统筹经济效率与安全的双重目标，需要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与合作伙伴加强协同合作，强化事前、事中和事后治理过程中的预测、响应、抵抗、恢复和学习能力，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治理水平。当前，我国面临严峻的内外部经济形势，进一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治理，提升企业与产业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能力，有利于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理论逻辑、变化态势、政策导向——基于价值链升级视角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构建制造业发展新格局,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是党和国家在新阶段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推动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度重构.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在全球价值链中"两头挤压"态势明显.本文基于"社会—共生—技术"逻辑探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响应过程,并从价值链升级视角对变化态势进行了分析,需要从供给端、需求端、市场端、技术端解决发展的碎片化和协同化的契合问题、高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的挤压问题、精准性和海量性的匹配问题、前瞻性和现实性的结合问题.遵循发展逻辑、变化态势、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国制造业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加强工业互联网建设,提升发展升级能力,强化复合人才培养,加强商业模式创新.     

货币升值、经济结构转型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

汇率变动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在一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深入探讨了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结构转型,进而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1）人民币升值通过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有利于制造业创新发展，从而强化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来源；（2）人民币升值通过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有助于制造业结构升级，从而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3）人民币升值通过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有利于拉动服务型消费增长，从而强化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为探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本文以TIVA(2021)和WIOD(2016)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Koopman法和矩阵运算测算我国2000—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和制造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研究发现：在发展初期，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提升起负向作用，而在中后期则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在对不同等级行业的影响上，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低端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位势的攀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结果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扶持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国际形势变化下南北协同开放路径研究

南北方对外开放是以各区域开放基础和定位为前提的,并不存在明显分化趋势,但南北方对外开放差距也客观存在.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南北协同开放是完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联动机制的应有之义.当前,国际经济增长格局重塑、产业分工体系调整、贸易投资环境变化给南北方开放带来重大挑战,但危机中也孕育了新机.南北方应在共同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延链强链形成开放新优势、联手提升规则制定主导权三方面率先突破,协同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制造业稳定性和竞争力评估——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文章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从生产端和需求端评估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GVC收入主要基于国内大循环产生,外部冲击的影响有限,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能够基本保持,并且竞争力稳步提升,但须首要警惕美国政策变动产生的波动,其对中国的影响较大.另外,从产业角度看,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低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因此,稳定国内市场和高技术制造业是当下的首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