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

本文旨在考察优化营商环境是否有助于消除寻租影响、促进企业市场创新。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研究发现,在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的转型经济中,寻租作为非正规补偿手段和"关系资本",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创新产生了扭曲的正面影响;优化营商环境显著影响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的关系,对消除寻租影响、促进创新有积极作用。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显著调节寻租对企业不同创新活动的影响,有利于无寻租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本文结论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消除体制性的负面产物,进而提高市场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营商环境优化促进创新的机制及其异质性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是提高市场活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我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以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总体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和区域的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这一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在东、中部地区更加明显.此外,影响路径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促进创新.因此,各地区应重视营商环境建设,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完善金融市场环境,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引导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效抑制委托代理冲突.     

营造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主要靠减税让利、拼资源、拼政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民营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素红利"逐渐让位于"创新红利","政策红利"逐渐让位于"制度红利",发展环境的重要价值更加凸显。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的活力,而优化环境是一项常抓常新的系统工程,需要平稳有序推进。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还存在营商环境总体评价较低、政策环境难以保障政策有效落实、法制环境仍存在不平等现象、融资环境难以满足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科技创新环境缺乏活力、人文社会环境对民营经济存在偏见、市场环境不公平、社会服务环境尚不成熟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营经济发展。破解民营经济当前遇到的困难,就必须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提供优质公正的政策环境、形成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创造优良有序的融资环境、建设健康宽容的科技创新环境、形成开放包容的人文社会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建优良便捷的社会服务环境。     

营商环境能否影响企业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较快的经济体。基于2013—2019年分省份统计数据和上市企业数据,设计中国各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实证检验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特别是对大型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显著。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着力补短板,并针对不同规模和产权属性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     

服务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08-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基础，探究服务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服务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且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较强，对资本密集度、海外市场比重及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服务开放通过提高知识整合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促进服务开放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效应。     

电子政务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电子政务县级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加快发展电子政务,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既是助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手段,也是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6年的数据,以2011年底实施的电子政务县级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为依托,采用倍差法评估了电子政务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电子政务县级试点建设有利于降低试点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提高试点地区企业投资效率.同时,电子政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为抑制投资过度,并且受地区市场环境、企业内部控制好坏以及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政府行为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方面的文献,也为利用电子政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市场主体加快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     

规制强度、腐败与创新抑制——基于贝叶斯博弈均衡的分析

反腐败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是学术圈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将政府规制强度引入该问题的研究,从政府、官员、企业博弈的角度来揭示规制强度、腐败、创新之间的内在机理.通过构建政府、官员、企业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得到贝叶斯纳什均衡发现:过度的政府规制导致了权利寻租抑制企业创新,放松规制压缩了权利寻租的空间促进企业创新.并运用中国2000-201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行政垄断、腐败、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腐败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行政性收费对腐败的影响显著为正.本文得出的启示是:企业偏好于通过行贿来获取政治关系抑制了企业创新,反腐切断政治关联促进企业创新.过度的政府规制导致的权利寻租是腐败的源头,简政放权压缩寻租空间抑制腐败发生.     

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

在理论阐述智慧城市对营商环境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8年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3年启动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地区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改善了地区营商环境,具体而言,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通过提升地区知识溢出水平、推进城市集约型发展以及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在城市异质性方面,我国中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效应并不显著,这种改善效应仅仅发生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在非直辖市及非省会城市的中小型城市中,知识溢出水平越高的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效应越强烈,但是在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中,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则不再显著.因此,在下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进程中,应当加强城市知识存量水平建设,推进城市集约型发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加大对城市差异性的关注.     

山西优化营商环境研究——基于新发展阶段视角

营商环境是经济生态的核心，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是解放生产力、提升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山西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提升企业获得感，推出系列改革举措，推动全省营商环境不断迈上新台阶。文章在阐述山西省营商环境治理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总结先进地区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实践，聚焦山西省营商环境建设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提出从建设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创新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条件、“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公平法制的监管环境等方面重点发力，为持续打造新型营商环境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