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俸禄制度改革及启示

俸禄制度是官吏制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职官的俸禄标准可以说是历代最低的,同时,清代也是历史上贪污腐化、贿赂公行、索取陋规最为严重的王朝之一。清政府不断对其俸禄制度改革与完善,并且开创了我国漫长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养廉银制度。研究清朝俸禄制度及其社会影响,对现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动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员,除了在政治上拥有许多特权外,在经济上还享有一定的物质待遇,俸禄即封建政府给予官员的物质待遇。中国封建社会的俸禄主要有土地、实物、禄力、俸钱等几项,其制度代有不同,其内容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变化。不同时期,或有其三,或有其二,亦或仅有其一,总的趋势是俸钱俸禄中日益成主要部分。 唐以前各代俸禄制度或以土地为主,或以实物和禄力为主,“制禄唯不计钱,故三代以食人众寡为差,两汉以石数多少为秩。”先秦食土分茅,井田制禄;两汉谷石定禄,食租衣税;魏晋南北朝行田帛禄力之制。自隋庸以降,俸禄制度变得复杂而完备,各代俸禄制度总的说来是以货币俸给为主,如宋代行俸钱禄粟之制,明代行俸钞折色之制。唐代则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土地、实物、货币兼而有之,禄力转变为代役钱,逐     

一组珍贵的元代社会经济史资料——读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文书

本文讨论了新近刊布的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的三件元代社会经济文书,它们广泛涉及元代的炭户制度、土地典卖、通货膨胀、官员俸禄等,为我们澄清相关的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     

捐纳的是是非非——以中国财税博物馆所藏的捐纳文书例说

捐纳,是指封建朝廷向自愿报捐人出卖官爵封典的制度,俗称卖官鬻爵。从战国到清代一直延续不断;不过在清代之前,大多是在国家财政出现困难之时,为增加财政收入才为之,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清代则从顺治入关到宣统帝逊位,不论是捐纳项目之广、捐纳次数之多,还是对社会影响之深皆超出以往任何时代。一顺治六年(1649年),因兵饷不敷,允许"纳粟入监",允许犯罪撤职官员纳粮以复原来之职,这是清     

明代赃罚收入探究

明代的赃罚，指收缴犯罪所得的赃物及对犯罪人所科处的财产性刑罚。赃罚收入，指收缴犯罪赃物及对犯罪人所科处的财产的收入。赃罚收入名目众多，主要有赃罚银、纳纸、罚钱、纳米等。赃罚收入的用途主要有各部办公费用、购买军器重物费用赈济饥民、修筑城池、狱政管理方面的费用、皇室费用、官员俸禄及边境军费等。明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赃罚收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罚赎也成为补充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灵活手段。     

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

清代作为中央与有漕各省漕务联系的"桥",漕运总督没能发挥应有的中介人优势,反而陷入了社会关系学上的"齐美尔连带"中,受双方规范和习惯的束缚,失去了制度给予的自主.督漕过程中,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仓场侍郎之间分工合作,责任连带.但这种共同利益也造成他们之间职权的重叠.总漕在与他们的合作与竞争中被不断分权.作为漕务官员体系的代表与发言人,漕督反而被属下官员所控制和利用,以至于常成为一种莫名的角色.此外,清中叶以后历任总漕素质上的缺陷,也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名不副实,地位与作用日渐下降.由此,朝廷中出现了"总漕无用论"及"废漕督"的声音,不仅表达了一些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代表的漕政的失望,同时也是对朝廷政局、整个官僚体系的批评.清代中期以后漕运的政治生存状态反映出国家状态、政治格局、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     

官员收入悬殊的“病灶”

＂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是公务员队伍内部收入差距显著的制度原因。正是在这一体制下,我国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同级别官员收入差别很大、甚至低级别官员收入多于高级别官员的现象。     

“租税互替”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研究综述

在"租税互替"机制的研究框架下,本文采用了文献比较和理论分析法来解析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本文对租与税的概念、特性和表现形式及其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在现行的地方官员晋升制度和财政收支分权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偏好于追求短期的土地租金收入而非长期的税收收入;(2)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对于地租收入的强烈偏好,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土地财政模式;(3)推进不动产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由偏好短租转变为偏好长税,是构建合理、规范、可持续的土地财税制度的关键所在。     

中国历史上俸禄制度研究及启示

民以食为天,官吏靠俸禄养命和养廉。官吏的俸禄,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还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本文拟对中国古代俸禄基本状况及俸禄变革作些研究与分析,以期对现行工资制度的改革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一、中国古代俸禄的基本概况 (一)基本状况。 我国俸禄制度的建立始自西周。商代,虽然国家体制已经形成,官吏阶层也已产生,但是那时“牛羊土地财产均为氏族所公有,所谓帝王亦是氏族部落的族长,所以在这时候,虽有政府财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审计(十)

第七讲合营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下) 二、利润表审计(一)对产品销售收入的审计产品销售收入是指企业销售各种工业产品,包括产成品、自制半成品和工业性劳务而发生的各种收入,对产品销售收入的审计主要包括: 1.审查销售收入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建立健全首先,了解企业对产品销售业务是否建立了合同制度,对已签订合同的订货是否有专人负责登记和控制. 其次,了解企业是否建立健全开票及结算制度. 再次,审查企业是否建立了发货及销货退回制度.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尼众与僧众经济收入差距辨析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尼众与僧众的经济收入主要由宗教收入和世俗收入两部分组成,宗教收入主要包括从儭司领取的儭利和为他人举行法事活动之所得,世俗收入主要包括俸禄赏赐、家庭财产继承、商贸贷便收入等。但由于尼众与僧众在教团内部和世俗社会上地位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尼众与僧众之间无论是在宗教收入方面还是在世俗收入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     

“引见”面试：雍正的独特用人术

清代的官员“引见”制度自清世祖时（顺治十二年）正式用于清代官制之中,经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不同程度的推广,至乾隆时期基本成熟定型。按照清制,四品以下官员的任用、升迁或降职,都需要面见皇帝,亲自接受皇帝的旨意,期间需向皇帝呈上该官员的“引见单”,内容涉及籍贯、年龄、出身、做官履历等。     

非均衡条件下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当代腐败活动呈现不断蔓延的态势,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缺陷"为各种腐败活动提供了空间;二是体制转轨过程中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和不稳定性,诱发了政府官员的投机腐败动机.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行为作了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晚清官场的腐败“潜规则”

陋规是晚清官场中无处不在的一种腐败形式。清末陋规花样甚多,据学者任恒俊在《晚清官场规则研究》一书中统计,这种腐败的方式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数种：别敬——也称别仪。外省官员进京引见、请训,离开京城时,送给京官的贿赂性礼物,一般是银子,按官阶高低数量不等。贿赂加上一个好听的字眼,叫仪、敬,带上了礼物的性质,送受双方都心安理得。     

《清代军费研究》评介

对于清代军费,前人讨论不多。究其原因,不光史料繁多杂乱,且涉及军政、战争、财政乃至社会经济方方面面,难以把握其要领,故鲜有涉足其间者。武汉大学历史系陈锋,则有志于此,费数年时间,爬梳、整理清代历朝军费档案,终成《清代军费研究》一书,并作为武汉大学学术丛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实在是我国近代清史研究的又一重大成果。 是书共分八章。各章主要内容是:第一章导论,着重讨论清代军费与军政、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第二章是八旗兵制和饷制,考察八旗兵额和军事职能,计丁授田制度、八旗兵丁月饷、岁米、马粮、名粮,以及八旗将领的俸禄、养廉与丁粮马乾、战时俸饷制度、功赏、抚恤及平时的救济性赏赐。第三章主要考察绿营兵制和饷制,共讨论七个问题:一、清初绿营兵额;二、绿营分防原则及存在问题;三、     

国企"放小"实践中资产流失原因与控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本着"有退有进"原则对中小国企实施"放小"战略;但由于"地方政府分权制"的事实出现,加之相关的法律制度上的缺失或乏力,地方部分官员及中小国企经理这些原先的国资所有权代理人,容易通过各种"内部性路径"转变成中小国企资产所有者,客观上形成了国资大量流失格局.笔者认为,民主型产权制度与配套方案的设计,可以消解这类问题.     

清代长江红船救生的地位和效果研究

本文认为清代巴县救生水手有家族式加入、人员长期稳定的特征,一方面透露出清代四川移民家族式迁入的社会特征,一方面显现清代长江救生水手是收入相对较高的衙役职位,进而可看出清代中国长江公益救生体系在社会运作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清代红船救生的效果一度很好,但红船手水禀报县衙案情可能存有虚报,而县衙上报更高一级的宪台和臬宪的清册,虚报更为严重.这两者间的虚实之差,让我们窥见了清代社会陋习积弊和官场生态的潜规则.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2003年和2005年的调查数据,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显著差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察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与掌握实权的政府官员建立政治联系能够改善民营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而且这些官员的地位越高,其影响越显著;(2)政治关联是否能够改善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与官员的类型有关,如果官员属于"帮助企业发展"类型的,则与此类官员的政治关联能够改善企业在本省和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3)董事会中有政府官员以及总经理是由政府任命不利于企业契约的实施环境的改善;(4)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各类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积极作用正在被其消极作用所抵消。因此,消除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制度和政策障碍仍然是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根本之道。     

水与城:堤防视野下的清代襄阳地方社会——以樊城石堤为中心

本文主要以襄阳米公祠石苑内所藏的清代水利碑刻为基本史料,结合明清襄阳方志等,梳理清代襄阳樊城石堤的修筑过程,分析该石堤经费的来源与经营管理,兼述厘金征收的发端,并以此窥视该地区堤防事业建设的方式与清代襄阳地方社会。笔者发现,在樊城石堤的建筑与缮护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士绅为主持者与组织者,然囿于国家没有专项堤费支款,该堤防经费来源依赖当地会馆、商民等的筹捐,呈现出清代襄阳地方政府官员、士绅、会馆客商与民众的协作与冲突。厘金制度正式确立后,绅、商借拨厘金扩建樊城石堤,显示该地区堤防事业中,商、民力量不容小觑,樊城石堤实为民堤。质言之,城市公共堤防工程之樊城石堤体现出国家权力对堤防事业的介入与民间力量的自我运作,"国家内在于社会",二者同构水利事业,此为城市水利史研究的一种阐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