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非公有制经济就业状况分析

"十三五"时期山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心工作是去产能,作为能源大省,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任务艰巨而复杂。山西非公有制经济在山西经济转型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促进就业方面,已经成为解决山西就业、再就业的主渠道。文章基于去产能背景下,在对山西非公有制经济就业状况以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扩大山西省非公有制经济就业规模的对策建议。     

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与统筹城乡发展

文章从激励非公有经济自主创业、创造就业岗位,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视角出发,演绎出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基本规律,建立非公有经济创业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证模型.研究发现,重庆非公有经济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贡献在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重庆规模以上的非公企业的发展、城乡布局、平衡城乡发展有重要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古典二元经济理论的适用性:基于正规—非正规部门的视角

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将非正规部门视为一种边缘现象,认为其就业规模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缩减。而在中国,非正规部门已成为四元经济结构的重要部分,但尚无经验研究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非正规就业存在何种关联,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认识。本文以"经济活动人口-失业人口-正规部门就业人员"的思路估算31个省区市1990、1995、2000、2005、2010年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规模,研究表明:2000-2010年中国城镇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人数维持在1.2亿人左右,2010年占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32.3%,是吸纳城镇就业的最大部门。以估算结果为基础,拟合面板数据模型表明:就中国而言,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并不适用于人均GDP低于2.2万元的发展阶段,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规模存在逐步缩减的趋势。     

山西省就业问题研究

近年来山西省经济高速增长与新增劳动力就业困难、劳动参与率较低与隐蔽性失业、劳动者素质提高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城市化进程加快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城镇就业压力较大与矿区职工失业问题凸显、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较高与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同时并存,是就业优先保障体制和机制欠缺、就业弹性系数较小、就业管理和就业政策分散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诸多原因所致。要通过进一步健全促进就业政策、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实施大学生就业工程和公益性就业工程、多途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措施,扩大山西省就业规模。     

当前我国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较大。我国农村仍存在很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且城镇失业人口及未就业毕业生逐年积累,并有扩大趋势。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使就业复苏进程遇阻。为保证经济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应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将更好解决就业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的前提;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就业扶持作用;创造良好的创业和就业制度环境;优化经济结构,多渠道扩大社会就业;加快发展应用技术教育,以提升劳动者的就业与择业能力。     

关于河南省促进城镇新增就业的研究

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各级地方政府要致力于促进创业就业,解决好现存的就业结构和矛盾.促进城镇新增就业,不仅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经济规模,增加人民收入,而且还能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有效改善城镇就业矛盾.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对河南省的城镇新增就业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分析河南省城镇就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最后提出促进河南省城镇新增就业的对策以及建议.     

山西省第三产业就业状况分析

山西省第三产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但仍然存在所占比重偏低、就业结构不合理、投资带动就业趋弱等诸多问题。第三产业就业潜力大,山西省要以体制改革推进第三产业发展,通过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新型城镇化等措施,进一步发挥第三产业扩大就业的促进作用。     

非正规就业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河北省2003-2012年的数据

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近年来的快速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深入调整使得就业压力日渐突出,非正规就业已经逐步成为城镇就业的重要趋势。文章基于河北省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探讨分析了河北省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规模、行业特征及其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增加;非正规就业目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传统服务行业;服务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就业规模之间显著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经营业态的创新和改进可能对非正规就业集中的传统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促进作用。     

缓和两个矛盾 推动城镇就业增长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与扩大城镇就业之间存在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必然促进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加快必然节约使用劳动力,显然与扩大城镇就业存在静态矛盾;二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路径发展,这一过程也必然节约使用劳动力,显然与扩大城镇就业也存在着静态矛盾。     

就业、投资与制度——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改变所有制结构单一的状况。我国对民营经济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和扶持，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20年来，同国有经济相比，非国有经济超前发展，同公有经济相比，非公有经济超前发展。非公有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形成了可观的经济规模，国民经济出现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三足鼎立的格局。20多年来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了经验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张。近年来,投资的就业拉动效应较小且明显趋于减弱。从结构层面看,三次产业中,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具有显著的就业拉动效应;而在城乡各类经济中,城镇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则更能促进就业。从各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的贡献度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对就业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正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挑战

中国在10年左右的周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总规模需要达到1．5亿到两亿人。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正在趋于激化。大中型城市将是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就业岗位正在成为国际竞争中最稀缺的资源。就业优先应当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取向。劳动力市场发育要优先于其他要素的市场发育,就业岗位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提高。就业政策的重点是要防止供求不平衡导致交易价格被压低到供给成本之下,同时保证有限的就业机会优先分配给最优秀、最有效率的群体。     

城市蔓延真的抑制城市创新空间集聚吗

利用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别基于创新效率、知识溢出、就业匹配3种机制，解析城市蔓延对城市创新空间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城市蔓延普遍对城市创新空间集聚产生负向全局处理效应，但经过创新效率、就业匹配以及知识溢出机制的调节后，该负向效应可以得到缓解甚至扭转。当城市蔓延导致城市就业密度、基础设施或工资水平下降时，则可能加剧这种负向效应；相对其它城市，东部地区或规模较大城市的城市蔓延会对创新空间集聚发挥提升效应。     

城市女性就业的空间分布——以南京为例

女性就业问题是当前重要的城市社会问题之一,但目前从空间的角度对女性就业问题进行探讨的研究很少,忽视了就业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文章以南京为例,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了女性就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和行政管理业的女性就业在城区和郊区的空间分布和分异状况,并总结了女性就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即:在宏观空间层面上的中心化与在微观空间层面上的边缘化。     

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1988—2007

本文使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CHIP城镇入户调查数据考察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为此,本文采用了分位数回归方法、以多重分位数回归为基础的Machado&Mata(2005)反事实分解方法及作者扩展了的方法。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就业份额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显著下降;然而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完成以后,国有企业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幅度及其不合理部分大幅度上升,其结果是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

本文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批评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判断。本文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以及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此外,本文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     

我国就业结构变动与技术升级研究*

本文利用一个全国代表性数据库，计算了2003—2013年间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变动情况，并从人口学视角进行了变动原因的分解分析。本文发现过去十年我国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相反，除了常规操作性工作，其他三类就业占比都在增长。增长原因既有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构效应”，也有需求变动带来的“倾向效应”。从绝对值看，由于目前我国常规性就业占比仍然远大于美国，这意味着如果人工智能等技术大力推进，仍然可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大冲击。因此，笔者也参照已有文献做法估计了我国就业中可能被替代的潜在数量和比例，以及未来行业间就业转换的方向。基于这些计算和讨论，本文对当前技术进步采纳及就业应对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市镇设置标准及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镇设置标准和市、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与中国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市镇设置标准和市、镇人口统计口径等行政因素对中国城市化水平有重要影响。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具有高估的现象,表现在城镇人口中农业人口的比重过高和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较高。未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高城镇人口中非农业人口的比重,改善城镇人口的就业结构,同时制定客观、合理的市镇设置标准和市、镇人口统计口径,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真正反映中国城市化的实际发展状况。     

中部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比较

中部城市群已成为中部地区“增长极”,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化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基于产业结构演化理论,结合新时期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新趋势,提出从产值结构、就业结构、人力资源、技术、生态化和国际化方面构建产业结构高度化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信息熵理论和TOPSIS法提出用相对熵距离法对比研究中部五大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解决了现有“标准结构”和评价方法不足等问题。结果表明：中部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较低,结构不协调,内部差异明显,呈二级梯度分布;由于其技术水平和国际化水平较低,导致就业结构和产业生态化水平也较低;但在工业产值结构和人力资源质量上略有优势。     

区域经济增长的城乡结构效应分析——以广东、江苏、浙江三省为例

从城乡协调这一视角可将经济结构分解成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四个要素（变量）,在分析广东、江苏和浙江该四个要素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基础上,通过对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1978—2005年的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量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对三省经济增长有着负面的影响。要推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完善城乡结构而言,既要加快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由第一产业为主导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导和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的转化,同时,还必须兼顾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能力这两个重要要素,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