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3个方面阐释了OFDI对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机理,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出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业出口优化度EO指数、GVC地位指数并分别表征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应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3个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     

GVC下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

首先,构建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产业高度及出口部门碳生产率3个层面建立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测算指标体系;然后,采用我国内地30个省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制造业以碎片化生产与一体化贸易模式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这一趋势,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背景纳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即同时考虑来自国外中间品和出口中间品中的隐含能因素,采用基于非径向、非导向的松弛测度方向距离函数测算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①2002-2015年,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烟斗曲线"态势,并按照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依次递减,产业高度指数水平与出口部门碳生产率较低是造成中部地区中国制造升级指数整体不高的主要原因;②从整体看,绿色技术进步促进了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提升,但其在不同的能源强度地区、经济地带、时段中的影响存在差异,绿色技术进步在能源强度高的地区、东部地区及2009-2015年对中国制造升级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③资本密集度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与预期相反,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出口竞争力:一般规律与中国特征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不仅体现在出口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增值能力。利用修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衡量出口竞争力水平阐明中国出口竞争力水平与贸易强国存在的差距，波动效应分解显示中国出口竞争力不强主要源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不高。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因素包括资本密集度、技术进步、国内配套能力和制度质量等，中国在这些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都还存在明显不足，这些方面的改进有利于提升中国出口增加值率，从而加快实现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环境规制、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兼论异质性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200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考虑内生性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 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异质性环境规制对O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作用,并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异质性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和环境规制能够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过高强度的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会削弱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且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在这一过程中均存在单门槛效应;在新时期经济发展背景下,传统的基础建设水平已不再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显著因素.     

全球价值链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研究述评

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既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对不同时段文献间的逻辑关联与异质特征深入剖析。研究发现,既有文献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研究共经历了指数构建期、指数初步完善期和指数进一步完善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各自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在于:构建期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采用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整体竞争力来表征;初步完善期对这种表征方式的技术路径进行了修正;进一步完善期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则试图通过剔除出口品中的国外中间品技术贡献的方法来测度。由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仍然存在无法体现不同价值链分工环节异质性特征的弊端,因此需要对之加以继续完善,并结合中国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实际加以应用。     

OFDI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传导路径的实证研究

现阶段,中国OFDI对国内技术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否存在一定的正面效应,这些正面效应通过哪些途径进行传导,正成为中国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过程中的重要论题。利用1994—2008年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中国OFDI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及影响传导途径。实证的结果表明：中国OFDI主要通过进口规模、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三种路径对TFP的提升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是国内就业结构;而出口规模则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了抑制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文章计算得到了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同时通过改进的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碳排放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可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另外,行业外资和能源结构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的低碳发展,人口规模、科研强度等因素对制造业的碳排放作用并不显著。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应从加强环境管制、优化能源结构、改进生产技术等多方面有效降低碳排放。     

中国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贸易成本和国家收入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4年中国OFDI和贸易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OFDI出口效应呈现倒U型: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OFDI对出口产生先促进后降低的作用。基于贸易成本和国家收入视角,本文深入考察了OFDI影响出口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商贸服务型投资能够有效降低跨境交流成本,对出口产生促进作用;在低关税国家,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口效应由较大促进作用转为较大降低作用;从目的国收入水平来看,OFDI达到一定规模后,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为规避发达国家贸易壁垒和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低要素成本优势,中国企业正以发展中国家为生产和出口平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间接出口,这是中国OFDI对发达国家直接出口效应呈下降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比较优势演化、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产业升级

随着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化与国际贸易形式的演进,国际生产与贸易的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全球价值链成为了当今国际分工的主要发生形式,对各国的价值创造体系持续进行着重构与深化,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产业结构仍停留在价值链的分工中低端,而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首先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从比较优势的演化入手,讨论了比较优势如何演化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产业升级三者的联动关系,分析了中国产业的三大基本特征,认为中国产业升级必须走比较优势非线性演化与线性演化并重之路,促进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推进产业模块化、实施产业集群,枸建区域联动的国内价值链体系。     

电子信息产业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测度及空间差异研究

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加剧的“比较优势陷阱”,中国亟需通过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的互补协同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在价值链产品内,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框架,兼顾增值能力与劳动生产率两个维度,使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设计一个评测国家内部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真实比较优势的新指标。结果表明,东部沿海省域比较优势强度与广度最为显著,内陆省域比较优势集中于上游能源型部门;制造业部门比较优势凸显,服务业部门比较优势相对薄弱;比较优势高省域集中度与低省域集中度的产业部门中,均存在整体比较优势强弱差异,其中,高省域集中度产业部门比较优势强度更高。     

产业转移、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研究

全球价值链理论阐释了产业发展的全球布局特征与价值分配规则,产业升级则表现为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的过程。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为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机会。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产业升级问题,其前提是依托产业转移,在正确评估产业自身发展阶段与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寻找适当的机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中端嵌入与高端嵌入）。产业升级的路径则是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两端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延伸的方向必须结合产业特征,根据价值链动力机制（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与混合型驱动）来确定。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细分该产业部门的技术特征、企业特点与地区差异。即使是同一产业部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在发展方向与战略上将会截然不同,进而升级的方向也不同。作为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产业特性、区域异质性与我国国内价值链分工

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上游度模型,构建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指数,系统刻画1997-2007年我国国内价值链分工形态,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国内价值链的产业和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总体尚未形成严格的东中西梯次分布的价值链空间格局,产业属性决定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分工地位,产业国有比重越高越有助于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产业资本劳动比提升嵌入位置却恶化分工地位,产业规模对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区域FDI导致价值链低端锁定和增值能力弱化,区域创新投入强化产业直接价值增值、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价值链嵌入位置,但二者与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关系均不显著。优化市场环境、降低制度成本、选择差异化的区域产业升级路径是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关键。     

双向FDI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全球价值链（GVC）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分工演化的的必然结果,双向直接投资（FDI）对GVC的形成和重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从GVC增加值、GVC参与度、GVC生产长度和GVC位置四个维度来描述GVC重构。之后基于国别层面数据检验了双向直接投资对GVC重构的影响,主要发现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GVC参与度的提高和GVC链条的延长均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IFDI）并未对东道国GVC链条的延伸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针对国别异质性的检验发现：OFDI显著提升了发达国家的GVC位置,但对发展中国家GVC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反,IFDI对发展中国家GVC参与度的提高和GVC链条的延伸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在GVC重构中实现产业链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解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基于速度、时间和经验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时间和经验三个维度全方位刻画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态决策图景，分析企业对外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内部机理。研究表明：（1）投资速度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尚处于创新改善区间，积累投资经验和延迟投资时间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激励和抑制效应。（2）与低质量非发明专利相比，高质量发明专利受到的激励和抑制效应更大，且因企业所有权、行业和投资动机的不同而呈现差异。（3）对外投资动态决策不仅影响研发强度，还促进研发效率改善，可通过收入、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效应影响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断积累投资经验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尤其是高质量创新风险。本文为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实现转型升级以及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新微笑曲线理论

鉴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理论的不足,将科技水平变量引入传统微笑曲线模型,发现传统微笑曲线理论和倒微笑曲线理论仅描述了产业链附加值分布图的一部分,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微笑曲线理论,即新微笑曲线理论。此外,基于新微笑曲线理论,提出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3个重要启示：①无论选择哪一条转型升级路径,加大科技投入、进行科技创新及提升科技水平均是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根本路径;②价值链高端和低端的划分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只要加大生产制造环节的科技投入,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大幅提升其科技水平,在一定条件下,产业链生产制造环节也能处于价值链高端;③对于当前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其转型升级路径是直接在生产制造环节进行转型升级而非沿着产业链向两端攀升。     

解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基于速度、时间和经验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时间和经验三个维度全方位刻画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态决策图景，分析企业对外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内部机理。研究表明：（1）投资速度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尚处于创新改善区间，积累投资经验和延迟投资时间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激励和抑制效应。（2）与低质量非发明专利相比，高质量发明专利受到的激励和抑制效应更大，且因企业所有权、行业和投资动机的不同而呈现差异。（3）对外投资动态决策不仅影响研发强度，还促进研发效率改善，可通过收入、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效应影响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断积累投资经验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尤其是高质量创新风险。本文为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实现转型升级以及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双循环"格局下基于价值网络重构的中国纺织业转型升级路径

摘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为推进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民生作用的纺织业转型升级，破解其“低端化”与“高碳化”双重锁定困境，立足双重价值链视角，基于价值星系理论重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形成双重价值链嵌入范式，选取波司登作为分析对象，采用纵向探索性案例分析方法，演绎新发展格局下纺织业在双重价值链分工中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并揭示其背后逻辑。研究发现，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在价值星系成员的协同合作下创造具有竞争优势的系统集成产品，是我国纺织业破解双重锁定困境的关键；对纺织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进行重组获得高水平自主转型升级能力，是我国纺织业采取主动战略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前提；基于重构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维度价值网络找到自身优势节点进行升级，是我国纺织业摆脱陷入线性升级动力不足和“交互锁定”困境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