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将制度环境划分成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维度,以2003-2015年中国对121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多维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律、监管质量和货币自由度等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腐败控制、投资自由度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客观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带来的投资效率损失,建立风险预警及应急制度;同时政府也应就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风险与东道国商讨,以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益。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政府为了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签署的协议。作为特定的联系两国的双边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给企业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国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有三点发现:首先,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其次,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对于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投资的作用更大;此外,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够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对于帮助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本文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此情况下,近年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的迅速增长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独特的国际竞争力优势、部分企业的盲目投资,以及东道国战略性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对本国政治风险的"屏蔽"效应。本文的结论对于提高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与农产品贸易——基于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的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2003-2017年农产品贸易的面板数据,就中国对亚欧中部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双方农产品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报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农产品贸易的现状,通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莫兰检验、总体模型回归分析、空间效应分解等实证方法,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农产品贸易,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对中国与东道国周边国家农产品贸易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基于此,文章建议在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农业合作的过程中,在重点国家投资一批重点项目,发挥其示范效应,提高东道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互联互通,降低贸易成本,以通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来提升进出口农产品的质量.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跨国投资行为日渐活跃,人民币汇率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我们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汇率波动抑制对外直接投资,而汇率预期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相对劳动力成本及资源禀赋等,也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容忽视的因素,但东道国开放程度及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当考虑"走出去"等一揽子战略的配套和协调。     

风险偏好、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国对11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国家风险和投资动机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结论为:(1)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偏好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动机,以及一定程度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但效率寻求动机不明显。分国家类型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除市场寻求动机显著外,资源寻求动机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均不显著。(3)东道国与中国的进口、出口及其外资开放度变量的系数基本上显著为正,东道国的工资、法治变量的系数正负向不稳定、统计不显著。     

东道国科技创新、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门槛效应分析——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一带一路”应当成为科技合作之路和创新之路。以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0个东道国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东道国制度质量为门槛变量考察东道国科技创新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施政有效性、规制质量、法治程度、贪腐控制和公民参政与问责6个制度质量指标均存在单一门槛，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对其科技创新及中国直接投资具有影响。但是，6个制度质量指标的回归系数各不相同，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各指标的相关影响也不尽相同，中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应具体分析。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水平普遍不高，而其较低的制度质量更是制约了各国科技创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时应注意防范“技术陷阱”。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ODI)输出国。东道国(或地区)的不同制度维度是如何影响中国ODI的区位选择的?本文以中国2002-2011年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842笔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样本,研究了东道国的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这六类制度性因素对中国O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还讨论了税收(避税)因素和自然资源因素的作用,以及它们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与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同的是:中国的ODI不太关心对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话语权与问责制)和政治稳定度,而更关心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同时,中国的ODI存在明显的避税和获取资源的动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避税功能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ODI的决定因素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规律。     

基于引力模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一直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通过利用2004—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借鉴"引力模型"原理,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得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双边贸易额,经济距离以及工资水平等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做出最佳决策。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技术回归

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然后以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3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R&D）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制度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正相关因素。同时,本文以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差距存在单一门槛值,当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了正向影响;当技术差距缩小后,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制度距离、 技术差距和政治风险——中国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对广义的24个发达国家OFDI数据,研究了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 技术差距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逆向投资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制度距离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逆向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而技术差距会显著地抑制中国的逆向投资.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 技术差距和政治风险在2008年之前对中国的OFDI没有影响;而2008年之后制度距离对中国的OFDI产生显著影响,技术差距则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政治风险在两阶段中的影响都不显著;制度距离对中国在欧洲和大洋洲的OFDI具有显著影响;技术差距对欧洲有正向影响,而在北美洲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治风险对中国对欧洲OFDI的影响显著,对北美洲和大洋洲则没有影响.这一结论对于促进中国的逆向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中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布局过程中,制度与文化的交融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鸿沟可能是阻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研究虽已注意到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但缺乏对非正式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关注.文章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阐述了海外华人网络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基于全球195个国家或地区的华人分布数据和中国对全球132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数据,检验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和影响途径.研究表明:(1)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在华人分布密集的地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2)在海外华人越来越集中于高技能与OECD国家的背景下,高技能华人的网络与OECD国家的华人网络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3)从制度距离的角度来看,海外华人网络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更远的国家与经济体中的影响更为明显,即海外华人网络能够弥合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而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文章对当前我国“走出去”战略推进过程中如何利用好文化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文章选取中国对东盟各国2003—20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相关数据,应用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方法,借助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论是:各变量的系数多为显著,中国的投资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第三国的互补效应;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和劳动力工资水平与投资存量呈负相关关系,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会促进中国对其的投资。据此,文章提出确定区域聚集点,以东道国的不同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选择投资区域等政策建议。     

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素的实证分析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角度出发,运用SPSS19.0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影响中国对外投资行为因素进行了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受到东道国经济增长、东道国平均工资水平、两国信息成本、文化差异、法律环境以及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东道国人均GDP、一致的法律体系、语言一致性及政策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正影响,而信息成本及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负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决定因素——基于2000-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特质的分析,从投资战略和不同性质东道国分类等全新的角度构建我国ODI投资的模式和分析框架.本文贡献在于全面考虑影响中国ODI的市场、自然资源、技术管理、金融服务、贸易壁垒、通货膨胀与双边汇率等因素作用的强度和效果;选取我国对外投资前100名中具有代表性的73个国家2000年至2010年的面板数据,依据不同东道国类型ODI动因差异,采用分类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低度开发国家不同的投资模式.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确定我国对不同东道国ODI的发展目标及今后政府对我国ODI发展相应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1)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OFDI投资规模更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则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2)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国OFDI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的依赖较弱,甚至会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而良好的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是影响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行为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对其投资规模有着强劲的正向作用.在中国调整投资结构的背景下,文章对中国优化OFDI区位分布决策和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跨国投资与创新绩效——基于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视角的分析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区位布局呈现出市场多元化以及嵌入东道国市场程度不同的特点,这一情形导致"逆向溢出效应"的条件有所区别。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回答了对外投资广度与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对外投资广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投资深度的作用呈"U型"变化;(2)制度多样化程度正向调节对外投资广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对对外投资深度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较弱;(3)对投资目的地以及企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距离方向、区位以及经济发展类型会左右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的作用,不同投资动机和所有制也会影响两者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理论的研究边界,也为政府和企业如何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