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审计质量关系研究——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我国国有企业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国企党组织参与国企经营管理。文章选取2014—201 7年沪深上市国企,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内部控制在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审计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有助于改善内部控制,并通过内部控制提高审计质量。得出内部控制在党组织参与治理和审计质量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党组织治理、政策响应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纪委是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履行监督和检查的职能,其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以201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有企业纪委治理这一制度安排对企业参与脱贫攻坚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纪委治理能促进国有企业积极响应脱贫攻坚战略;(2)在区分了扶贫类型之后,纪委治理更能促使国有企业选择造血式扶贫方式而非输血式扶贫;(3)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和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均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纪委治理还保障了企业脱贫攻坚投入的持续性;(4)机制分析表明,证券监管距离较远、国家审计监管距离较远以及企业聘用小规模审计师事务所时,纪委治理对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的促进作用更强。本研究丰富了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影响因素研究,证明了纪委在国有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治理中所发挥的积极监督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新时期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助力国有企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治理主体的界定:从理论到实践

公司治理主体是与公司所有权相联系的一种客观存在,是公司治理结构有效运行的基础.根据波特的五种竞争力模型和德鲁克的企业目标理论,我们能够得出结论:1＜公司治理主体W＜利益相关者的集合U.从西方国有企业治理主体安排的实践来看,国企治理主体的安排并没有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嵌入"在制度环境当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治理主体的安排必须符合中国国有企业的功能和使命,包括国家、经营者、员工和全体公民在内的所有者共同治理是其现实选择.     

基于多重门限模型的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

文章以动态权衡理论为视角,采用多重门限面板模型,研究了2000-200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存在非对称现象,即随着负债率的提高,经营绩效对调整速度的影响逐步减弱。国有控股公司的调整速度较慢,表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监管缺失等是国有企业亟须解决的问题;由于制度调整成本的影响,审计师信号传递效应未能在公司资本结构调整中发挥明显作用。     

金字塔层级降低了国有企业的政治成本吗?--基于经理激励视角的研究

文章使用2004－2013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如何影响经理激励契约,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政治关联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金字塔层级越长,经理薪酬与会计业绩的相关性越强,经理更可能因糟糕的会计业绩而被更换;同时,在经理没有政治关联的样本中,上述现象更加明显。上述结果说明,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是政府放权的一种制度安排,降低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但文章也发现,对于业绩良好的企业,金字塔层级过长可能导致经理拥有过度权力,从而出现操纵薪酬的现象。文章的发现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资本金融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近年来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文章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研究了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影响.文章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年报中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董事的数据,从股权制衡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来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探究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发挥实质性治理作用,而当委派董事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时,可以有效缓解代理问题和改善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非国有股东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者权力弱以及处于竞争性行业时更加显著.文章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一条可能路径,并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学术研究.     

政治联系、最终控制人、制度环境与银行借款——基于国有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经验证据

手工搜集了2004-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国有上市公司关键高管(董事长、总经理)政治联系的经验数据,并明确划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实证研究了政治联系等因素对国有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与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正相关,但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无显著的相关性.在低制度环境组下,银行借款和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正相关.在地方所有的国有企业中,银行借款与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均显著正相关,但在中央所有的国有企业中,银行借款仅与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正相关.     

制度环境与淡马锡公司治理主体安排

国有独资公司治理主体的安排,必须坚持党的十七大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对我们适用的成果。本文以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治理主体的安排为例,分析了制度环境对国有企业治理主体安排的影响,提出了"国家授权、精英管理、员工参与、人大监督"的中国国有独资公司治理主体的安排模式。     

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使得企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侵蚀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产权、竞争和公司治理三者都会影响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互动。对A股上市公司2000年~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更完善,治理机制的效率更高,从而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除此之外,市场竞争程度加强也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代理效率,而且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竞争更加重要。     

深化改革 强化管理提高企业竞争力

一、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一是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造步伐。要坚持“先改制、后上市”的原则,积极推动效益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有发展潜力或后劲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成长性企业重组上市。二是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董事会职责,严格界定董事长与经理的职责权限,并根据企业的不同类型设置监事会,采取交叉任职,双向进入的办法,理顺公司党委会、职代会、工会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三是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加快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