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现金分红政策是在迎合投资者么——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内地和台湾两大新兴市场的股票数据,利用Fama-MacBeth时间序列横截面回归法来验证强化现金分红政策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发现现金红利溢价在中国台湾股市中存在,即强化现金分红政策具有合理性;现金红利溢价在中国内地股市不存在,即强化现金分红政策欠缺合理性。同时还发现两个市场在萧条市场中的现金红利溢价都存在,且大于繁荣市场中的现金红利溢价;股利信号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不能解释该现象,而"一鸟在手"理论能够解释该现象。因此,强化分红政策在中国内地股票市场中仅仅是迎合了投资者短期需求,具有短期合理性;而在长期,合理性欠缺。     

内地赴港上市路径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是内地企业海外上市的首选市场,而香港市场的国际投资者对投资有大中华地区业务之公司特别感兴趣。在不久的未来,内地的投资者与资金也会云集香港这个"本土国际市场",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在香港挂牌上市的各类企业。故拥有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业务的企业大都选择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而来港上市。     

A股市场FF模型适用性的实证性研究

对三因素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问题,即股票期收益率与市场溢价因素、公司规模因素和账面市值比因素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我们分析的样本,得出以下结论：总体而言,三因素模型在我国股票市场是适用的,可以作为一个方便实用的工具来帮助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分析和预测;中国股票市场具有规模效应和账面市场价值比效应,价值型股票的收益率高于成长型股票的收益率。     

我国资产价格对居民银行储蓄的溢价效应: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

本文从投资者的获利动机出发,提出资产价格对居民银行储蓄存在着溢价效应。然后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分析其作用机理,并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了该效应在中国资产市场上的存在性,结论为溢价效应同时存在于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上。若要该效应发挥效力,就需要从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监管、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着手用力。     

中国股市规模效应消失了吗——基于流动性冲击视角

通过对A股市场规模效应的检验,发现近四年来小公司规模溢价转变为负,表现出和发达国家股市20世纪80年代后相似的规律,与当前股市机构抱团大市值股票现象也相互印证。本文基于流动性冲击视角对规模效应的变化提供了解释。研究发现,个股的流动性冲击与同期的股票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且流动性冲击对规模溢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样本期内,大小公司承受了非对称的流动性冲击,调整流动性冲击带来的影响后,小公司规模溢价仍然为正。实证结果显示,只要控制了流动性冲击的影响,规模效应并没有消失。     

中国A股市场的早公告溢价：现象与机制

探究成熟股票市场的股票收益异象在A股市场的适用性,对于理解A股市场的有效性和股价运行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利用2004—2020年的季度盈余公告样本研究盈余公告溢价现象在A股市场的表现形式及其机制。结果表明,A股市场存在以盈余公告时机为条件的“早公告溢价”现象,即预计早发布盈余公告的公司,其股票在预计披露公告的时间段存在显著为正的超额收益,而晚公告公司不存在这种溢价。机制分析发现,“好消息早”和投资者对此反应不足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市场围绕盈余公告的理性学习行为导致早公告的信息不确定性显著高于晚公告,进而投资者要求正的溢价补偿是该现象的潜在原因。本研究不仅扩宽了盈余公告的研究视角,也对审视资本市场其他周期性重复事件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股权规模、风险溢价与投资者理性--基于中国股市的经验研究

基于从市场模型出发,来研究风险溢价在中国是否存在,分析风险系数β值及规模因素对预测股票收益的作用,以及通过数据分段来分析我国股市处于不同运行周期情况下的投资者行为特征,发现:(1)在较为合理的估算方法下,β值对股票收益的作用得到很大的提升,而这一结论与国内一些学者研究的结论有着明显差异。(2)在两个观测期内都没有捕获到正风险溢价存在的证据,即在第一个观测期内存在弱小盘股效应,在第二个观测期内则发现较明显的大盘股效应和负风险溢价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当股市处于较为正常的运行周期时,投资者呈现出较高的理性特征;而当股市处于长期熊市期间时,我国投资者呈现出明显的非理性特征。     

中国机构投资者真的稳定市场了吗?

机构投资者能否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一直是管理层和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考虑到机构投资者的择股偏好与股票波动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筛选出与机构重仓股"相仿"的未被机构重仓持有的股票,从微观层面检验了我国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偏好财务优良、治理有效的公司,而此类公司的股票往往呈现出更低的波动性。(2)在市场上升阶段,机构投资者提高了股票的波动性;而在市场下降阶段,机构投资者虽然起到了降低股票波动的作用,却未能阻止股价继续下行。(3)机构投资者的买入行为与股票的期内收益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而在滞后期中机构重仓股并未显现出更高的收益率,这意味着对于个体投资者而言,通过追踪基金公布的季度持仓数据来选择股票已经错过了最佳买入时期。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不平稳影响投资者行为偏好吗?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不平稳是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但迄今,投资者是偏好还是厌恶股利不平稳的股票仍不明朗。本文首次分析和检验了公司现金股利不平稳程度对我国投资者行为偏好的影响。采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公司股利不平稳程度的增加与整体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的减少相关联;与非独立机构投资者(券商、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信托公司及财务公司)持股数量的减少相关联,且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前更加明显。此外,相比于包含"铁公鸡"和"无规律"股票在内的市场投资组合,投资者更青睐于现金股利不平稳股票投资组合,但现金股利不平稳程度并不显著影响投资者的短期财富。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持有一年期股利不平稳程度较低的股票投资组合比持有股利不平稳性较高的股票投资组合需要多支付4.2%的股利平稳性溢价,且股利不平稳程度显著影响了投资者的预期投资收益。     

知情交易与中国股市博彩溢价

本文发现中国股市存在博彩（投机）溢价,且无法为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解释。尽管在组合构造期内,博彩型股票存在显著溢价,但组合的超额收益会迅速消失,并未给投资者（或投机者）带来持续的财富效应。基于知情交易概率测度,我们进一步发现中国股市的知情交易者驱动（或引发）了博彩型股票溢价;在组合构造后的月份,并没有明显的知情交易者存在,这意味着知情交易者在基于私人信息获利之后,那些随后进入市场的投资者（动量交易者）无法获得超额收益。     

关于处置效应的综述与检验——基于A股市场2012至2016年的配股公司

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过早地卖出盈利的股票而继续持有亏损的股票这种非理性行为.本文主要研究的是A股市场配售股票过程中投资者是否也会存在这种不理性行为.文章以2012年至2016年为时间窗口,引用Grinblatt and Han(2005)提出的资本利得突出量来检验配售股票之后,投资者是否存在处置效应.分析发现在配售股票的情况下,投资者不存在处置效应,一些投资者无法合理地调整在除权日之后的股票参照价格,导致无法准确地判断实际收益与实际亏损.     

中国股票市场估值研究——局部投资价值凸现与市场整体性结构调整并存

在当前价格下,样本股票未来带给国内投资者的回报率可能不低于成熟市场,如果国内投资者对样本股票所要求的股权风险溢价能与境外投资者对成熟市场所要求的水平相当,那么样本股票无疑已凸现投资价值;如果国内投资者对样本股票所要求的股权风险溢价与境外投资者对中国香港等新兴市场所要求的水平看齐,那么样本股票就可能存在高估的问题;但是如果考虑到A股含权的因素,即使是与中国香港市场比较,样本股票可能已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     

中国股票市场个体投资者"处置效应"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个体投资者交易帐户的交易数据,本文对中国股票市场个体投资者"处置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考察了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十二月效应"对"处置效应"的影响.依据情绪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心理学结论,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同的市场态势下,个体投资者"处置效应"的特征.本文研究表明,中国个体投资者存在显著的"处置效应",并在不同市场态势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十二月份存在"反处置效应"现象.     

上海股市"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基于流动性溢价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国内外关于流动性溢价存在性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个股数据,以换手率作为流动性因子,从股市和行业子股市两个角度,构建Panel Data固定效应变系数回归模型,在流动性溢价存在的情况下,对上海股票市场"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说明:股市整体和行业子股市都不存在流动性溢价的"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最后,给出了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     

中国股市规模效应及成因研究

基于横截面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股市1997年至2004年所有A股月收益率进行的逐月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1997-2000年间存在显著的"规模效应",但此后基本消失;通过分析不同规模组合以及同一规模组合在规模效应消失前后月换手率的变化,证实了过度投机是规模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小市值股票的超额收益是对因过度投机产生的噪音交易风险的补偿.     

中国股市中个体投资者处置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理论,通过来源于南京某一证券营业部的个体投资者的交易数据来研究中国证券市场中个体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文章首先将1997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1日的中国股市划分为牛市和熊市。分别研究牛市和熊市中投资者是否存在处置效应。结果发现在牛市中个体投资者表现出了更强的处置效应,但是在熊市中个体投资者却表现出了反处置效应,即投资者卖出亏损的股票而持有盈利的股票。此外投资者的个体信息会对投资者的行为产生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主动退市的效应分析

本文从价值效应、绩效效应和治理效应三方面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主动退市的整体效应。价值效应体现为公司主动退市后,其换股和收购溢价以及股票的超额收益率均有所提升;绩效效应体现为退市存续企业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呈上升趋势;治理效应体现为公司通过主动退市实现了整体上市、产业链整合和管控机制的强化。研究证实,我国上市公司主动退市制度初见成效,但公司主动退市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业绩不稳定和大股东侵占行为等问题。     

换手率与股票收益:流动性溢价还是投机性泡沫?

本文考察了中国股票市场股票换手率与横截面股票收益之间负相关关系的原因,研究发现这种关系不能由流动性溢价理论完全解释,多项证据表明由于换手率可以作为投资者异质性信念波动程度的代理变量,在市场卖空约束和投资者异质性信念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投机性交易所造成的股价高估(投机性泡沫)是更为合适的解释。     

CEPA对中国内地和香港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倍差和泊松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

基于1995—2010年CEPII数据库中的贸易流量数据,将倍差法引入贸易引力模型,分别从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CEPA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净贸易效应,也即"平均处理效应"。更进一步,为了得到更精确的计量结果,本文采用泊松极大似然估计法纠正零贸易流带来的估计偏差。结果表明,CEPA对中国内地和香港均具有一定的贸易创造效应,然而却不存在贸易转移效应的证据,因而总体上提高了两地的福利水平。具体的,CEPA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87.9%和8.5%,即CEPA对中国内地—香港的双边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更能够提高香港在中国内地的贸易地位。因此,积极推进和完善CEPA无论对中国内地还是香港均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基于高斯冲击和习惯形成的资产定价模型

在卢卡斯提出的资产定价模型中,消费增长率是独立同分布的和投资者效用函数是可分的。卢卡斯模型无法解释著名的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对卢卡斯模型做的两个修改是:消费增长率服从一阶高斯自回归随机过程和投资者偏好是具有习惯形成的效用函数,修改后的模型,一是存在资产定价的显示解;二是可以解释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