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韦伯社会学学说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前帕森斯的学术传播史考察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学说进入中国的时间远比今日学界所知要早。本文着重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输入中国的基本情况，期对20世纪韦伯学说的全球传播与交流史有所补阙，并进一步丰富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学术史知识。上世纪20年代顾孟余、俞颂华等留德旅德背景的中国学人最先为韦伯学说引入中国学界做出了贡献。1925年德国学者蓝德莱来华讲演，首次向中国正式引介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此外，韦伯社会学学说还通过中国学人译介高田保马、关荣吉等日本社会学者的作品而为国人所知。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杂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媒介作用。经由德国以及日本这两条路径，中国学人开始初步了解韦伯及其社会科学思想的基本面貌。诸如“精神社会学”“理解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提法，皆标示出韦伯学说及其所代表的不同于“西方社会学”的“德国社会学”进路之特质。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本文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代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指出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只有在常规机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背景下才能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定位和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呼唤着新的组织治理模式.     

西方国家官僚制的比较研究

对英美法德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颇具难度的论题。美国比较公共行政学家费勒尔·海迪将法德国家官僚制归为"古典"官僚制,将英美国家官僚制归为"公民文化"背景下的官僚制。伴随20世纪后期的行政改革,西方各国官僚制的内涵、角色、关系结构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在世界日益官僚化的趋势中,政府高级文官的地位日益显著。如今,国家仍然是秩序、安全、社会和谐与信任的保护者,仍需要精干、高效、低消耗的官僚机器。     

官僚制的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官僚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官僚制内部信息结构和激励结构的困境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对官僚制所作的改革.     

现代官僚制的道德责任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阿伦特道德责任观的视角

阿伦特在提出“极端的邪恶”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过程中,又提出了“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强调政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追问个人与集体在纳粹罪行或者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问题,揭示了现代官僚制的伦理问题,为如何平衡现代官僚制下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英国革命、司审判与宪制转型:查理一世审判的宪制意义

对于查理一世的审判是英国革命的重要事件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只将其作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审判本身的宪政意义.英国内战解决了主权归属的问题之后,革命者通过常规司法审判的方式清算了查理一世的内战罪行,创制终结君主豁免的先例,明确了国王在宪政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常规司法审判清算旧政权下的专制王权,其官僚制色彩能够避免革命的暴力与意识形态之争摧毁常规国家建构的进程,从而有助于绝对主义国家向宪政国家的转型.     

从“官僚制组织”到“变形组织”

科学技术的进步 ,导致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进步。管理技术和手段的进步 ,要求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态。从官僚制组织到变形组织的发展 ,就体现了这种要求。官僚制组织是工业化社会“理想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提出“变形组织” ,旨在集中概括知识经济时代带有普遍性的组织原则 ,组织运行机制与特征 ,并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资本市场的“可计算性”与波动

<正> 几年前我写过“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的文章,因为那是韦伯分析东西方社会差异时最强调的技术细节之一。我对韦伯对西方社会技术细节的“总结”的总结,就是西方人发展起来的那一套尽量使得损益“可计算”的政治、法律、金融、会计、统计、指标等等技术支撑系统。我们中国人传统上不喜欢这么斤斤计较,不喜欢这类“雕虫小技”。尽管中国人也有观察世界的经验传统,却从精神上不会把世界当成“征服”的对象。所     

也论涉外定牌加工中的商标侵权认定

涉外定牌加工行为违反了中国《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条例》之规定,在中国现有法律框架下应当认定为侵权,否则将会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的规定冲突,影响中国现行的司法秩序。而且,从长远利益看,中国应当继续奉行严格的商标专用权保护主义原则,制裁这些恶意的规避法律的行为,维护世界正常的竞争秩序,挽回商标权人潜在的利益损失。     

一国两制下法域法律冲突之协调

"一国两制"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和基本方针.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下的法律冲突是世界范围的全新课题.这一法律冲突,是在我国单一制结构下,不同社会制度间和不同法系间的法律冲突,体现着不同的利益.为此,需要从港澳<基本法>的立法精神和原则出发,以<基本法>为准据积极协调法域冲突,并使之和谐共进,需要从其生成背景上探究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背景下探索经济特区立法渠道的协调.     

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近十年中国的历史主义思潮

近十年的中国思想界,在各种各样的“中国价值”、“中国模式”、“中国主体性”的叙事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这就是对抗普遍理性的历史主义。中国的历史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的反西方主义思潮发展而来,在21世纪初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挑战价值性的普世文明,相信历史只是以个性的方式存在,国家乃是个性化的集中体现。它试图发现中国特殊的民族本真性,以对抗西方的文明一元论,然而,历史主义对中国的整体化诠释是暧昧的,在抛弃西方文明中启蒙价值的同时,却吸纳了其可怕的国家主义,最终其所追求的另类现代性,只是一种去价值和去伦理的国家富强和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而已。     

《中国政治体系正当性基础的来源与走向:中西方学者对话(七)》导言

正本专辑讨论的问题是中国政治体系正当性基础的来源和走向。正如韦伯指出,政府权力或支配体系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才有可能使民众自愿接受,长期持续。在韦伯的理论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源自其"理性化",体现于"形式主义理性"法律(即由法律逻辑所整合的法律)和"理性的"科层制以及民主制度,而这一切都是和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他把"形式主义法律"和"实体主义法律"建构为对立的两大理想类型。和"形式主义"类型一样,"实体主义"类型可以是"不理性的",也可以是"理性的"。前者是受到统治者随意干涉的法律;后者则是比较系统和可预测的,但是是     

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现状及完善建议

在世界范围内已有140多个国家宪法和国际公约将其列入其中,使得任何公民个人都能够切实地、平等地获得司法救济和保护,真正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性平等。由于在立法、服务体系及经费等方面存在缺陷,阻碍了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在研究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价值的基础上,对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及欠缺加以论述,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对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理论概要及其借鉴意义

作为行为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纯粹法社会学”的创始人,布莱克为唤起人们对一种“科学的”法社会学理论的注意力,而把抽象的理论公式运用于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和分析中,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当前的中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已经注意到了“西方”制度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如何能把制度置于实践的检验之下,在外来制度与本土环境的互动中,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并以此为根据来建立行之有效、适应国情的法律制度,实现原初的立法目的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理性与非理性之战

前段时间国际油价创下每桶147美元的新高,有专家称之为投机推动下的非理性暴涨;中国股市从1000点一路高歌猛进到6000点之上,有专家称之非理性繁荣;“伟大”的中石油衣锦还乡、荣归故里遗憾地成为中国股市由牛转熊的拐点,这位世界500强排名第二、价值投资代表的“英雄”,从上市48元的天价一路狂跌到13元以下,一切技术上的支持位反转成了阻力位,由于人为赋予中石油巨大的股指权重,上证指数从6124点的云端重重跌至2300点的谷底,市值蒸发14．8万亿元,超过GDP的60％,分析师们称之为恐慌性非理性下跌。     

“走出去”与“国际化”：中国中小企业的必然选择

“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根据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大格局提出的面向 2 1世纪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走出去”的主体应该是中小企业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背景下 ,中国的中小企业“走出去”与“国际化”具有其必然性与可能性。只要跟随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变化 ,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中国的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将具有巨大的潜力。     

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的命题和“回到中国自身”的方法是文化中国学人反思韦伯的主要成果,作为“德国思想与中国现代性”专题研究之一,本文述评中国现代性话语与“韦伯命题”的关联方式,认为需要把作为现代化理论家的韦伯与作为文明比较论者的韦伯统一起来,在多元发展的文明史中理解现代性的多元形态,在现代化的普遍规范中把握不同文明的共同趋势,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普遍价值与特殊形式之间的平衡。     

关于小产权房问题的理性思考

小产权房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小产权房的热销，映衬出法律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与紧张。对此，法律应如何回应？是以现有的法律予以取缔，或是及时地修改法律以容纳之，还是在法律修改之前本着“同情之理解”而予以“善意之疏忽”？从法社会学的角度透视小产权房，将小产权房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放进纷繁复杂的社会，在交错的时空维度里来观察与思索，也许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非理性因素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合理引导

事实上，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纯粹理性或非理性都是不存在的。当今中国，“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理性起着支配、定向和指导作用，非理性起着动力、激发和诱导作用。不研究非理性就无法正确说明理性的作用，就无法深化对历史观的研究。正确说明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使社会历史朝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一致的方向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