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允许生两个,就会生三个"的思维逻辑、就业压力、人口规模、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人口预测与生育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就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部门职能转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人口发展中的越南与海外华人现状作了考察分析。     

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影响我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基于STIRPAT和Leslie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STIRPAT模型和Leslie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在论文设置的四种生育率情景下,人口总量峰值分别出现在2025年、2027年、2031年和2027年。若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因此,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可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

目前,-种新的人口现象正在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切的关注,这就是“超低生育率”(lowesl-low fer tility)现象。最近,联合国人口司在-份调查报告中预测,目前生育率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到2050年将出现人口下降。联合国人口司把妇女生育率分别列为高、中、低三种类别。高生育率主要出现在非洲许多国家以及亚洲的巴基斯坦和阿曼等国,这些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的子女。中等生育率指的是妇女生育介于2.1到5个子女之间。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4个国家处于这个行列,大约占全球国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巴西、孟加拉国、伊朗和菲律宾,它们占了世界人口的很大部分, 其生育率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全球人口未来的走势。生育率较低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不超过2.1个子女,具体分布范围包括欧洲、北美洲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估计有六十多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再生产出现了内在的缩减趋势.     

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呈正态分布,但分布曲线趋于扁平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观念和出生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根据育龄妇女生育率演变特征推导出的生育率等式,在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2010年以后我国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将日渐扁平化,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算术平均值将不断下降。     

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原因分析

西方社会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后人们自觉控制生育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之前出现的，是诱导性的人口转变，社会干预的作用大于或先于生育观念的转变。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有三种力量尤为突出：第一，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我们称之为诱导性力量，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诱导和宣传教育；第三，我们称之为自发性力量，即随着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综合来说，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实现的。     

放开二胎政策不应再拖延

人口政策是关系国家民族发展全局的大事,理应高度重视、深入探讨,到了一定时候,也是需要果断决策的重大现实问题.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生育政策朝着新阶段上的正确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滞后了若干年,“单独二孩”政策还达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使生育率逐步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应尽快放开二胎生育.     

基于主观生育率决定模型看城市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生育率极低，关于人口政策的争议颇多。究竟目前生育率的下降完全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还是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自然机制已经形成？本文基于主观生育率的决定模型，探讨在没有生育政策和避孕措施缺乏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观生育率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在主观生育率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城市化对生育的成本-效用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抑制效应——基于高校招生和人口出生率的省级空间面板分析

利用中国大陆31个省区2005—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高等教育招生和人口出生率的时空演进特征,以及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抑制效应。研究发现:(1)高校招生的峰值省份和人口出生率的谷值省份高度重叠,两者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收敛性发展趋势明显。(2)高等教育扩招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即劳动力质量对数量存在抑制效应,且在高等教育资源富集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作用最大。(3)家庭财富对生育率的影响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在我国整体层面和中西部地区以收入效应为主,在东部地区以替代效应为主。(4)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城镇化降低了中部和东部的生育率,"一孩""一孩半""二孩"等计划生育政策都对生育率产生抑制。     

西南财大出版社新书推介

正为您开拓一片知识的天空书名:低生育水平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作者:曾祥旭定价:38.00元出版日期:2012年11月内容简介:本书运用人口学及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理清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脉络基础上,分析低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机制,并从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相关变量出发,确立低生育水平下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问题等方面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体框架,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书共分为八章,八章共同构成了本书的四个部分,即研究基础、基本状况、现实考察、结论对策。这四个部分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关系。     

生育政策、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两个维度构建了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理论模型发现,生育率与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种是替代效应,另一种是收入效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发达国家而言,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阻碍了经济增长,这正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相反。这一理论发现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生育率的正向收入效应与预期寿命的负向替代效应在发达国家中占据了主导力量,而生育率的负向替代效应与预期寿命的正向收入效应则在发展中国家起决定作用。过去40多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年均2.7241个百分点。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的正边际效应正在消退,向负边际效应转变。鉴于此,本文认为当前是中国出台提高生育率政策和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较佳时期,既能对当前经济增长产生较小冲击,又能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中国生育政策与生育率趋势研究

受生育政策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已提前进入超少子化发展阶段。生育政策放宽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生育率短期激励提升作用明显,其中对二孩及以上平均生育率、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镇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激励提升作用较为显著。但2020年后,总和生育率仍将持续下行。遏制生育率下滑趋势,需要制定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导向的《人口法》,建立涵盖生育、托育、养育、教育的全周期鼓励生育政策体系。     

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若干认识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理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逐条分析了这些理由的充分性与合理性。源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生育率反弹、在生育率水平未明了之前不应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等都不能成为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充分理由。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出生高峰是人们“臆构”出来的,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就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全国各地是否应该齐步走以及究竟应该吸取哪些“开小口”的教训等展开了讨论。就人口发展中的欧洲现实、日本经验与韩国教训进行了考察分析。     

关于调整生育政策可行性的思考 ——以经济发展对生育影响的角度为基础

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差异、以及人口惯性的存在是否对生育政策调整有所启示?本文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怎样对其进行解释;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结合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并运用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对人口的客观规律性要抱有敬畏感--读“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乔晓春和任强的文章(下称乔任文)题目为"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但涵盖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包括在过去三十多年来对计划生育认识的演变、关于我国目前生育水平的争论、国际上面对低生育率的经验教训、在不同生育水平的条件下我国人口的未来变化前景,等等.在文末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中,作者呼吁"不要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作者对中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关注溢于言表,对中国人口变动前景的忧虑笔透纸背.     

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口形势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决策。中国因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30年间少生了4亿人口,不仅有效扼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且为后来经济发展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该政策也累积了严重的负效应,给人口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如果继续推行该政策,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且再难以逆转,负效应会更加凸显。面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趋势,中国当前应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同时,尽早把握时机,调整生育政策,在未来30年间,从允许生育二胎向鼓励生育二胎转变,从控制人口数量向提升人口质量转变,以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现代化与低生育率陷阱——东亚国家与地区生育政策的转向与反思

现代化与低生育行为互为强化的关系,使低生育率陷阱构成现代化发展的泥潭困境。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儒家社会和中国具有文化社会结构的共通性,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低生育率及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应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并不成功的人口政策方案汲取经验教训,正视低生育率危害,缩短生育政策观察期窗口,尽快解除生育管制,优化制度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