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年龄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人口结构新特征,分析了劳动力年龄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扩展得到人口变量与经济变量的关系。通过建立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PSVAR)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与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波动密切相关。其中,30～45岁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波动有正向影响,46～64岁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波动有负向影响,而15～29岁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波动产生正向影响。使用Leslie模型方法对未来人口年龄结构进行预测。结果发现,若生育率逐渐升高,则未来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波动趋缓会对缓解经济波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提出了完善生育政策,优化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政策建议。     

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呈正态分布,但分布曲线趋于扁平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观念和出生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根据育龄妇女生育率演变特征推导出的生育率等式,在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2010年以后我国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将日渐扁平化,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算术平均值将不断下降。     

放开二胎政策不应再拖延

人口政策是关系国家民族发展全局的大事,理应高度重视、深入探讨,到了一定时候,也是需要果断决策的重大现实问题.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生育政策朝着新阶段上的正确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滞后了若干年,“单独二孩”政策还达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使生育率逐步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应尽快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基于主观生育率决定模型看城市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生育率极低，关于人口政策的争议颇多。究竟目前生育率的下降完全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还是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自然机制已经形成？本文基于主观生育率的决定模型，探讨在没有生育政策和避孕措施缺乏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观生育率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在主观生育率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城市化对生育的成本-效用的影响。     

对人口的客观规律性要抱有敬畏感--读“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乔晓春和任强的文章(下称乔任文)题目为"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但涵盖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包括在过去三十多年来对计划生育认识的演变、关于我国目前生育水平的争论、国际上面对低生育率的经验教训、在不同生育水平的条件下我国人口的未来变化前景,等等.在文末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中,作者呼吁"不要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作者对中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关注溢于言表,对中国人口变动前景的忧虑笔透纸背.     

生育政策、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两个维度构建了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理论模型发现,生育率与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种是替代效应,另一种是收入效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发达国家而言,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阻碍了经济增长,这正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相反。这一理论发现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生育率的正向收入效应与预期寿命的负向替代效应在发达国家中占据了主导力量,而生育率的负向替代效应与预期寿命的正向收入效应则在发展中国家起决定作用。过去40多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年均2.7241个百分点。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的正边际效应正在消退,向负边际效应转变。鉴于此,本文认为当前是中国出台提高生育率政策和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较佳时期,既能对当前经济增长产生较小冲击,又能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我国人口生育率面临下降压力

人口生育行为作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除受生育政策影响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妇女受教育的改善以及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提升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仍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为此,我国需进一步完善人口生育政策,降低育儿成本,以扭转生育率持续偏低的现状,确保人口与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于调整生育政策可行性的思考 ——以经济发展对生育影响的角度为基础

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差异、以及人口惯性的存在是否对生育政策调整有所启示?本文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怎样对其进行解释;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结合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并运用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碳排放变动的模拟分析

构建人口-消费-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本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及碳排放进行动态仿真,定量考察未来我国人口发展与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在基准情景下,我国人口总数将于2032年达到峰值14.6亿人;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于2044年左右达到峰值63.6亿吨标准煤,碳排放总量将于2038年左右达到峰值约31.3亿吨碳;2050年我国人均碳排放量约为2.2吨碳,低于日本、欧洲19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居民消费碳排放的人均需求约为1.3吨碳,相当于美国居民1990年代后期排放水平的五分之一。从满足人口发展与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角度争取合理的碳排放空间,是我国争取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的有力支撑点。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允许生两个,就会生三个"的思维逻辑、就业压力、人口规模、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人口预测与生育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就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部门职能转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人口发展中的越南与海外华人现状作了考察分析。     

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

本文首先概括了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特征,认为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格局大致有三个特点:即不平衡性、不彻底性和不稳定性。在论文的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独特机制,即强制力主导型。第三部分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新定位了面向未来的中国计划发育事业,明确了她的历史使命和近、远期目标。最后就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扼要的分析,认为新的人口政策必须有四个基本考虑,“自然过渡,但要微调”可能是21世纪初叶生育政策转换和调整的上佳策略。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制约及对策

运用AECI指数法、人口模拟和六普等数据,评估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制约和影响。中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有可能比以往预测的要大;老龄化的巨大压力使中国人口总量在本世纪上半叶无法控制在比目前少的水平;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使得放宽现行生育政策势在必行;由于缺乏可行性,现行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亟待调整;制定新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可承受性;新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当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从2013年起以中等偏大的幅度逐步放宽生育政策,实现人口规模压力和老龄化压力的战略平衡。     

北京市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利用多状态模型对未来人口、人力资本和城市化水平的预测分析

利用PDE模型,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预测的基础数据和相关参数设计的主要依据,对北京市2000-2030年人口变化的规模、年龄结构进行了预测;结合人口迁移和教育发展,预测了北京市人力资本的变化。比较了在不同生育率和迁移方案下,北京市人口增长、老龄化和人力资本的变化,根据预测结果对北京市人口和城市规划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STIRPAT模型的浙江省碳排放峰值预测分析北大核心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为探究该目标实现的可达性,以浙江省为例,充分考虑人口、人均GDP、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建立了修正的STIRPAT模型,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该模型精确度良好,R^(2)值达到0.982,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浙江省的碳排放。设定三种情景对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时间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浙江省均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通过分析模型系数发现人口、能源结构、人均GDP是影响浙江省碳减排的主要因素。     

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若干认识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理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逐条分析了这些理由的充分性与合理性。源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生育率反弹、在生育率水平未明了之前不应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等都不能成为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充分理由。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出生高峰是人们“臆构”出来的,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就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全国各地是否应该齐步走以及究竟应该吸取哪些“开小口”的教训等展开了讨论。就人口发展中的欧洲现实、日本经验与韩国教训进行了考察分析。     

云南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应用STIRPAT扩展模型,利用云南省2000—2011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云南人口规模、人口城市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和能源结构等因素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应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人口规模、人口城市化率和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居民消费水平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城市化率和人口规模,说明居民消费水平已经成为影响生活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人口总量的增加和城市化进程也直接加剧了生活碳排放的增加。另一方面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所占比重的增加有效的减缓了生活碳排放的增加。通过研究云南省生活碳排放的规律,探讨云南省未来在生活中实施节能减碳的应对之策。     

钢铁行业供应链碳足迹界定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钢铁行业为研究对象,对钢铁供应链碳足迹进行界定,根据IPCC提供的排放因子和核算方法测算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运用SPSS软件分析碳排放量与人口、GDP、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总量、钢材消耗量、能源效率、工业增加值碳强度和回收利用率8个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碳排放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钢铁行业碳排放量与人口、GDP、能源消费总量和回收利用率关系密切,能源消费总量对碳排放影响最显著,而其它因素影响不大。我国钢铁行业可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资源结构;健全能源管理,推进技术创新;优化生产流程,发展循环经济”3个方面实现减排目标。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