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产业安全研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视角,通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产业安全从1993年以来呈现波动状态,特别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安全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灰色关联分析表明物流业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影响最大,科技、电信和现代商贸业其次,金融业影响最小,分析也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非均衡、与制造业融合不深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高端人才缺乏等问题进一步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安全,为此应大力推进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密切融合,消除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壁垒,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培养战略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安全的改善。     

湖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程度分析

基于湖北省2005年投入—产出延长表,运用直接消耗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产业关联指标分析了湖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程度。结果表明: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二者之间的直接消耗情况看,制造业不仅对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的依赖性较大,而且对技术及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的依赖程度较高,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平均直接消耗水平不高,而且明显低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均直接消耗水平;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及其分解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以及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不强,同时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引力作用十分微弱。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湖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发展程度较低。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中国江浙制造业影响的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计量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中国江浙制造业产出影响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对江苏省制造业产出影响显著的是技术进步效应和就业效应,对浙江省制造业产出影响显著的是产业结构效应和资本形成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当期江苏省制造业产出影响较浙江省大,且对两省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作者详细剖析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江浙两省制造业产出影响产生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主导的产业融合——基于北京市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

北京在进入服务经济、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之后,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在于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与其他产业形成全面的产业融合。文章运用投入产出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主导的北京产业融合和产业关联进行了实证分析。北京服务业发展具有较强的自我增强效应。服务业发展对服务业尤其生产性服务业的消耗使用较为均衡,服务业自身初步形成了产业互动关联网络体系。制造业通过投入产出关联与服务业具有一定的融合互动程度,但层次水平有待提高。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以生产性服务业主导的产业融合进一步促进北京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第一,以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融合互动,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第二,以服务业自增强,促进服务业体系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关联——基于美国的研究

实物产品在制造过程中必然要与生产性服务业发生各种联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关联主要是通过服务业价值链向制造业的渗透或延伸来实现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将加速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且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本文将主要应用美国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数据来分析这两个产业之间的融合关联趋势与特征,以期得到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市场驱动、分工细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力演变与路径特征——基于浙江桐乡濮院生产性服务业的调研

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各地都在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路径规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以浙江桐乡濮院毛衫生产性服务业为研究案例，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引动—制造衍生—创新驱动”的三阶段驱动路径，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驱动力是动态变化的。在区位引动阶段，依托临近市场的区位优势，一定区域内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率先发育并带动制造业发展，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在制造衍生阶段，制造业发展需求引致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生产性服务在与制造业融合互促中实现“由有到多”的转变；在创新驱动阶段，新兴要素驱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现代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使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由多到优”的跃升。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在各阶段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市场主要驱动力由强到弱、先后叠加，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程度由浅层至深化，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濮院路径”。为推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借鉴濮院经验，结合地区资源禀赋，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制定引导政策，厚植生产性服务业发育土壤；着眼新兴要素，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程度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运用陕西省投入产出表的数据,通过计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分析两个产业的关联和互动程度。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制造业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传统生产性服务业需求较大,而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需求较小;陕西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要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陕西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程度较低,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因此,陕西省应该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促进两个产业的互动发展。     

产业关联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于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的研究

基于需求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文章首先分析了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因素,包括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然后根据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剖析了需求不足的各种原因,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发展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正相关,但小于服务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企业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负相关,这可能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企业数目庞大而规模较小有关;加工贸易确实阻碍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影响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源自制造业的需求结构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协调发展机制不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的增长方式抑制生产性服务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外资制造业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程度较低等方面,分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不均衡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创新

以往的创新研究多基于制造业的背景,对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的研究更不充分。然而生产性服务业是工业化后期阶段发展最快的产业,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对中国有巨大现实意义。该文介绍了产业创新的元素和创新模块,并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创新特点作出的比较,揭示了两者协同创新的主要障碍。提出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创新政策作用的关键结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组织创新、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等推动产业协同创新的策略建议。     

产业转移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代替实物投入生产运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的关键所在。研究了当前产业区域转移背景下,影响湖南、广东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具体因素——城镇化水平、工业水平、开放度、市场化水平。通过建立自回归模型和对因素之间协调发展度的测量,发现城镇化和市场化对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工业发展没有充分带动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而开放程度和工业化在拉动广东省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各因素对广东省的拉动幅度和作用速度均强于湖南。     

产业转移背景下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策略选择

以重庆生产性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重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及水平。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了重庆生产性服务业对第二产业的外溢效应的存在性,并重点分析了其产生渠道。最后指出重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水平提出政策建议。     

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产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

工业互联网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和服务载体,并渗透到产业与企业各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制造业产业融合水平。基于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工业互联网视角下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融合的关系,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水平对产业融合的作用机理,检验制造业升级对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对技术融合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的影响不显著,对供应链与价值链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升级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供应链与价值链融合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制造业升级和产业融合三者间关系,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集聚研究:以广州市银行业为例

随着城市之间贸易的深入发展,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各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聚日益增长。本文以广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的集聚进行了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其结论认为:在理论上控制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集聚的参数主要有中间服务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二者的边际产品以及中间服务的供应价格等;由于现阶段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在城市之间的贸易程度尚较低,因此它们和制造业中的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既有集聚式分布又存在分散式布局模式,现代中国大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区位主要以集聚式布局为主要特征。     

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剖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05—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产业协同集聚、创新能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准确测度产业协同集聚及其通过创新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运用Arcgis软件对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协同集聚呈现不均衡特征,在空间上,除西部协同集聚区（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外,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征,马太效应显著;在时间上,呈现四足鼎立的演化趋势。依据自身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各省可采取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维持型、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加强型、协同集聚度加强型、经济高质量加强型的差异化策略。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双门槛效应,影响效应边际递减。     

关于促进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研究

工业设计产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发展工业设计产业还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引导社会投资、激励企业创新力度不够,多层次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等财税金融问题,为促进其发展,在结合中国国情,并对配套财税金融政策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引导工业设计产业健康发展的相关建议。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研究

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可以总结出其具体路径。选取1985-2017年中国年度数据和1960-2017年美国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广义和狭义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之间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可以得出高质量发展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即拓展并细化产业转型升级维度;注重不同产业间的配比，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配比;重视并确立制造业的根本地位;提升我国经济外向型程度。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工业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行业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在考虑知识流动和制度变迁效应的情况下,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利用2004-2009年分行业的数据,估算了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知识流动和制度改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之后,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服务业、交通运输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3个细分行业的FDI与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尽管金融业的FDI增长在统计意义上能显著影响工业生产效率,但效果比较微弱;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的FDI对工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知识流动的增强与制度的改善能有效提高工业生产效率。     

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资源错配的分析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有限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以1993-2011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经验层面上系统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中国非农部门TFP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相对于中国制造业TFP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TFP则长期徘徊在低位,二者之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加重,造成非农部门TFP近40%的损失;（2）21世纪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资源错配绝大部分来源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错配;（3）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普遍高于劳动力错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主要应定位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