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知识失业现象及其解决途径

知识失业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的表现。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在我国加入WTO与西部大开发,急需大量的知识型人才的形势下,仍有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失业在家,这种现象被专家称为“贫穷的奢侈”。 一、我国知识失业现状及危害 我国目前知识失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现象探析

"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现实中遇到的两个问题.一方面部分受教育者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人才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需要大量合适人才,出现知识失业与人才资源贫乏共存现象.同时人们为了找到相对理想的工作,开始追逐更高一级的教育,导致人才资源的配置不当和浪费.要降低教育过度深化和知识失业带来的教育资源的浪费,需要政府的宏观政策导向发挥有力作用.     

浅议我国教育过度及知识失业问题

文章阐述了我国教育过度与知识失业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文章认为,要缓解教育过度及知识失业,必须加快教育结构调整,深化教育制度改革;调整就业政策,创造知识劳动者就业的良好环境;引导高校毕业生服务于西部。     

人才流动效应:从知识失业到人才获取

知识失业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借助工作搜寻模型进行的分析表明,新增知识劳动者由于存在获得发达地区高薪工作的预期而主动选择暂时性失业,产生人才流动的短期效应——知识失业。这种预期促使更多个体增加教育投入,知识劳动者存量增加,出现人才流动的长期效应——人才获取。     

深化改革必须提高劳动者失业心理承受力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劳动者下岗或失业现象日益增多 ,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必须密切关注并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文章深入探讨了失业对劳动者心理的影响作用 ,分析了制约劳动者失业心理承受力的主要因素 ,提出了提高劳动者失业心理承受力的若干建议性措施。     

我国城镇下岗和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本文在探讨我国城镇下岗、失业产生必然性的前提下，重点分析了我国目前大规模下岗、失业产生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认识和观念方面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政策方面的、劳动者素质方面的、经济周期方面的和发展方面的等等，其中，认识和观念因素是主要的。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镇下岗、失业问题，关键在于加强职业培训，以提高我国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依靠观念转变来实现就低从业，只能是权宜之计     

“知识失业”现象的经济学解析及其对策

"知识性劳动力失业"现象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理论上",知识失业"除了劳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原因外,"职业搜寻"成本过高,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劳动力"把失业当作一项"投资"也是重要原因。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知识失业"既有高等教育体制自身的原因;也有"当事人"不计成本,片面追求高学历"、好专业"的"非理性"因素;以及择业观念、价值判断"失误"和职业规划缺失等方面的原因。它相对于"一般失业"危害更大:对个人和社会将会造成很大的福利和效率损失;它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难以得到回报,因而会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负面激励。     

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现状、原因及对策分析

国内众多学者在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原因时将其归结为“能岗不匹配”,即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素质等与企业所需之间不匹配.本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失业问题及其对策探讨

<正>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一种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一大批已进城的农民工因突然失去原有工作岗位到处寻找就业机会,而同时,相当数量的已就业的城市劳动者,也由于所在企业停产、半停产而全部或部份地无工作可做。这种情形给我们对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失业及其对策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失业的发生是必然现象还是偶然现象?如果是必然现象,该如何治理?如何看待失业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于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应该如何在不牺牲效率的前提下予以有效     

我国“知识失业”结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出现的知识失业现象已越来越严重,文章通过总结近年来的相关信息,对大学生失业现象产生的必然性和危害性从社会结构失衡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探索性地提出一些对策。     

论知识可达性与区域经济增长

知识可达性(knowledge accessibility)是指一个区域(国家、地区、城市)与其他有关区域(同样也包括国家、地区、城市)之间,知识流动(溢出)的便捷程度。知识分布的空间差异是理解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关键性因素。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产业集群高度可到达(可进入)的区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显示了区域经济增长过程的"区位依赖(location-dependent)"。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一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独立的。知识可达性的高低(或大小),反映了某一区域与其他区域进行知识交流的"机会"和"潜力",而这种接触机会、接触潜力是区域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     

新产品开发团队的异质性知识构成与学习机制

知识分工与合作是继劳动分工与合作之后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一个研究论题。开发团队在多样化成员的合作共事与外联中可以形成知识探索与知识利用"两能"的状态。团队成员之间长期的互动和企业整体的价值观取向共同影响着公平、互惠的合作规范的形成。信息技术平台有利于降低知识共享的障碍,扩大知识共享的范围,支持经理作为辅助研发人员的设置,使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的知识共享具有更多样的方式。     

创意产业集群化:基于知识分工协调理论分析

创意产业集群化形成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动分工引致的知识分工的深化和创新合作网络的扩展。为了有效解决外部知识资源的嫁接问题,获取知识分工所形成的递增报酬,创意产业集群化网络应运而生。集群化网络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优势,又促进了网络内部知识分工的深化,有效地推动了隐含经验类知识的流动与共享,减低了知识的学习成本,为成员自身知识和创新能力的积累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进而形成彼此相互演化的机制。     

不确定性与早期劳动合同 --契约理论的一个新发展

在劳动力市场上 ,劳动者和厂商未来的生产率都具有不确定性。早期劳动合同或签约由于一方面可以保证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 ,同时也保证了厂商被排除在事后职位市场的风险之外 ,因而厂商和劳动者具有签订早期劳动合同的激励。尽管早期劳动合同或签约存在成本 ,但只要事前利益超过事后无效率的损失 ,那么早期劳动合同或签约就会发生。对于那些不能获得完全市场保险的人来说 ,签约是一种帕累托最优。早期劳动合同或签约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证明 ,早期劳动合同是一种不完全合同 ,也是一种非正式合同 ,它是对契约理论的一个发展。     

分工理论：从古希腊思想到新国际体系的研究述评

分工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第一次从经济学意义上对分工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马歇尔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同时期的马克思对分工与协作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自19世纪末马歇尔对资源配置问题重视以来,分工问题就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资源配置问题。随后,杨格（1928）指出马歇尔的替代是个错误,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产业组织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才再次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用现代分析方法分析了分工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针对新的分工及贸易现实,一些学者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垂直解体）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知识产权的商品属性、发展趋势和应对措施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出发,通过经济学视角来研究知识产权商品的属性及其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表现特征,可以为知识产权商品交易的合理定价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当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出现了新的动向,如何应对少数发达国家对国际知识产权的垄断局面,促进我国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知识进化的理论研究及其应用

基于现有研究文献,阐述了知识进化的概念,分析了知识进化的机理,讨论了知识进化的影响因素,并对知识进化的主要应用领域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对知识进化的未来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进行了总结。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就业问题分析——以大学生就业为例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中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就业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对待就业和择业的非理性行为等自身因素,这是对大学生就业影响更大但通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这种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原因在于行为人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时的各种认知偏差,其后果是降低就业成功率,加大就业风险.为此,提出防范大学毕业生非理性行为及减小就业风险的一系列对策.     

国外知识编码研究评介

知识编码研究是知识管理领域的一个新主题。在研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知识编码的定义及其作用、知识编码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及企业层次上的知识编码研究等进行了述评。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內容。     

Changing knowledge in the early economic thought of Michael Polanyi

How did Polanyi, a middleman between Keynes and Hayek, see economics education as a way to save the challenged liberal economic system of the 1930s?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explores how experts and non-experts were engaged in making and disseminating economic knowledge, what role perception had in these engagements, and how such practices contributed to a kind of ment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early economic thought of Michael Polanyi. The second part reconstructs Polanyi’s endeavors to show how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of social matters could foster these engagement practi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knowledge. The third part points out that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were both present in Polanyi’s economic thought and explains why the latter is evolutionary in a sense that it is based on changing knowledge in cognitive, behavioral, social and technical domains. The fourth part discusses how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ideas connected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and boundary work in Polanyi’s account, and how he was engaged in developing both as part of his social agenda.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showing how Polanyi positioned his growth theory and social agenda to save liberal economic thought and our civ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