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政策感知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知识获取的中介与创新自我效能感的调节

基于心理动力场理论视角，分析创客政策感知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重点考察知识获取的中介作用以及创新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通过对380名创客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发现：①创客政策感知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②知识获取在创客政策感知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③创新自我效能感在政策感知与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中调节效应不显著，但在知识获取与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中调节效应显著，且正向调节知识获取在政策感知与创新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对创客政策感知与其创新行为关系的认识，对推动创客创新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区域双创政策对科技创新创业活动的影响机理

区域双创政策对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依据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影响因素,将区域双创政策分为供给推动型政策、环境影响型政策和需求牵引型政策,并分析了3类政策对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创业活动的作用过程;构建了区域双创政策对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黑龙江省实际数据为例,对3类双创政策影响因素进行仿真,进一步对区域双创政策实施展开分析。研究结果可为其它地区双创政策实施与制定提供参考。     

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区市场主体活力*——基于“撤县设区”政策与创业活动的视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撤并县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规模。本文从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使用的视角，解释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撤并县域的劳动力流入，降低了农业用地使用面积；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公司制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更强；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发现当撤并县域所在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时，“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     

政策支持、创业激情与技术创业成功：政策感知的调节作用

为了厘清政策支持对技术创业成功的作用机制,将创业激情作为中介变量、政策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政策支持影响技术创业成功的理论模型,并结合云南地区291家技术创业企业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支持促进技术创业成功;政策支持通过激发技术创业者创业激情进而促进技术创业成功;政策感知强化政策支持对技术创业成功的正向影响,同时增强政策支持对创业激情的正向影响,对创业激情的中介过程具有调节作用,即在不同水平政策感知下,创业激情的中介效用存在明显差异。     

新创企业创新驱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通过对253份新创企业的问卷调查,讨论了创新驱动对新创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并分析了创业拼凑在创新驱动与新创企业绩效中的作用路径以及创业学习在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实证和经验数据表明：新创企业创新驱动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驱动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拼凑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拼凑在创新驱动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创业学习正向调节创新驱动对创业拼凑以及创业拼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市场导向抑或政策导向

推动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绿色创新,需要发挥市场和政策双重机制的驱动作用。我们通过构建PLS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与企业绿色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1)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对企业绿色创新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市场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大于政策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3)相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市场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4)相比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政策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5)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实证分析拒绝绿色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关系的假设。     

新创企业创新驱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创业拼凑及创业学习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通过对253份新创企业的问卷调查,讨论了创新驱动对新创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并分析了创业拼凑在创新驱动与新创企业绩效中的作用路径以及创业学习在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实证和经验数据表明:新创企业创新驱动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驱动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拼凑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拼凑在创新驱动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创业学习正向调节创新驱动对创业拼凑以及创业拼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数字赋能企业升级:路径识别与政策支持

深度挖掘微观主体的数字化升级质效是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优势的决胜关键。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影响企业升级绩效的经济效果、中介路径和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对企业升级绩效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数字化通过企业内部价值链赋能和企业外部价值链赋能双重路径影响企业升级绩效,前者体现为技术创新效应和营销管理效应,后者体现为产业链重组效应和产业链协同效应;政策支持对企业数字化升级绩效具有显著强化作用,即金融支持、政府补助、市场治理均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考虑企业异质性差异,数字化升级效应及其政策调节效应整体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发达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逆全球化思潮下吸引外商投资政策再思考

逆全球化思潮下完善吸引外商投资政策,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1995—2017年中国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研究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并揭示其引致的外商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具有显著的吸引外商投资作用,且这一作用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受政策影响更为显著的是低技术行业,行业集中度对政策发挥吸引外商投资作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来看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TFP产生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对东部地区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高市场集中度、 中低技术行业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在位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对退出企业和进入企业TFP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创业支持政策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孵化的影响

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探索创业支持政策、资源整合与科技型小微企业孵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技术资源整合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市场资源整合的影响不显著；政府政策支持对技术资源整合无显著影响，而对市场资源整合具有显著影响；营造创业氛围对技术资源整合和市场资源整合均具有显著影响；技术资源整合和市场资源整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孵化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对现有创业支持政策作出了科学论证，也为创业支持政策为何能够推动科技型小微企业成功孵化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框架，进一步丰富了创业支持政策影响小微企业孵化的相关理论。     

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广东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科技创新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政府在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以求持续激励企业参与创新活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广东省2005-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计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地级市政府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科技政策力度越大，越能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科技政策的激励作用主要通过研发强度这一中介变量产生；科技政策不仅能促进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同时也会导致企业的实质性创新行为；直接激励类型的政策对企业创新并无显著影响，而营造创新氛围的间接激励类型政策则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激励对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全球93个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球93个国家2001—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粮食安全间的内在联系。研究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粮食安全具有明显正向影响，并对粮食安全的供给支柱、获取支柱、稳定支柱、利用支柱均发挥显著正向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农产品市场开放度、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粮食安全过程中发挥显著正向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粮食安全及其四大支柱的影响程度均超过高等收入国家。对此，提出加速构筑新发展格局、实施贸易救济常态化举措、聚焦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改善粮食安全状况提供理论与实践引导。     

情感信任情景下创业网络结构特征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创业网络构建与开发是克服创业企业新生性成长劣势和获得各种资源的有效途径。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结合中国关系社会的现实情境，构建创业网络结构、情感信任与吸收能力关系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网络规模、网络强度和网络多样性对吸收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情感信任对吸收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情感信任正向调节网络强度、网络多样性与吸收能力的关系。结果可为创业者从网络结构和关系信任方面调整创业活动以提高企业吸收能力提供启示。     

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

科技人才政策与产学研合作既是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也是地方政府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重要政策手段。基于此,以27个省（市）2011-2018年面板数据为支撑,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科技人才政策有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2）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产学研合作的门槛效应,即在产学研耦合度大于0.524时,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加明显;（3）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中东部地区科技人才政策与产学研协同政策组合效应优于西部地区。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各省科技人才政策的精准有效设计、优化产学研协同和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阐明了一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投资活动的已有结论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上市公司R&D投入和专利申请量。此外,这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活动的关系受政府补贴、金融约束、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等因素影响。这些发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相吻合。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以双元创业即兴为中介

创业团队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创业主体,往往面临敏感脆弱、资源约束等困境。创业团队通过即兴发挥能够提升企业快速应变能力和创造力。基于“认知—行为—绩效”理论范式和认知行为理论,探讨创业情境下团队认知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并阐述两者间的作用机理（双元创业即兴）以及边界条件（创业政策）。通过收集299个创业团队样本数据,采用层级回归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创业团队认知能力的3个维度（创业共识能力、专长配置能力和监测调控能力）对创业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双元创业即兴在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与创业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创业政策正向调节开发式即兴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在探索式即兴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中未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意愿影响机制研究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十四五”及2035年远景目标,支持高层次人才创业显得尤为重要。在创业过程中,创业意愿是影响政策效用的直接因素,这需深入研究不同群体的独特属性、心理弹性、创业网络规模等。基于心理弹性理论、创业网络规模理论、创业意愿理论,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讨论心理弹性对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意愿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创业网络规模在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探索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意愿的路径和作用边界。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弹性的3个维度均在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创业网络规模正向调节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意愿的影响。     

在孵企业创业导向对孵化网络协调绩效影响研究——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

以陕西省24家孵化器274家在孵企业为样本,运用层级递归模型,验证在孵企业创业导向、社会资本对孵化网络协调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孵企业创业导向、内外部社会资本对孵化网络协调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在孵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在其创业导向对网络协调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外部社会资本调节效应不显著;3在孵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混合调节作用,即当在孵企业同时具有高内部社会资本(高中心性)和高外部社会资本(高外部桥接水平)时,其创业导向对孵化网络协调绩效的影响更显著,而当外部社会资本(外部桥接水平)较低时,低内部社会资本(低中心性)在孵企业创业导向对网络协调绩效具有更强作用。     

在孵企业创业导向对孵化网络协调绩效影响研究

以陕西省24家孵化器274家在孵企业为样本，运用层级递归模型，验证在孵企业创业导向、社会资本对孵化网络协调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在孵企业创业导向、内外部社会资本对孵化网络协调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在孵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在其创业导向对网络协调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外部社会资本调节效应不显著；③在孵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混合调节作用，即当在孵企业同时具有高内部社会资本（高中心性）和高外部社会资本（高外部桥接水平）时，其创业导向对孵化网络协调绩效的影响更显著，而当外部社会资本（外部桥接水平）较低时，低内部社会资本（低中心性）在孵企业创业导向对网络协调绩效具有更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