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我国2012—2016年509家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检验高管背景特征、高管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并探讨高管激励的中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性别、年龄及平均受教育水平、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薪酬激励对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股权激励调节作用不明显。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制定激励制度,综合考虑背景特征,合理配备高管团队,充分发挥高管层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积极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 、约束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

对外直接投资速率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 ,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剖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决策驱动机制,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影响以及高管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股权激励总体上使得高管倾向于选择快速扩张的投资策略;(2)内部约束机制会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3)外部约束机制会弱化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内部 ,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加快企业投资的激励效果以及外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内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均十分显著.文章为如何充分调动企业高管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抓住国际化机遇提供了借鉴.     

企业数字化的社会责任促进效应:内外双重路径的检验

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深度赋能企业运营管理,增进企业为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创造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是"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方法,探究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 表明:(1)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对股东、员工和社区等责任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考虑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强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弱化盈余管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即企业数字化能够强化企业运营与利益相关方互动的信息透明度和弱化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基于对外信息透明度提升和对内治理优化两种机制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企业创新绩效和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融资支持与创新赋能两种经济效应.(3)环境丰富性与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在非国有产权、有政治关联和市场化程度更低地区的样本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本研究为数字化时代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深度推动数字技术嵌入利益相关方管理和内部治理提供经验启示.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考察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乎企业长期发展,社会各个层面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本文选取2008-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公司治理的视角下考察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下降趋势;(2)不同的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利于短期利益,但可以提高企业的长期价值;(4)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成本和效益上有所差异。     

银行债务契约与债务人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7～2009年披露的A股上市公司银行借款信息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银行债务契约与债务人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债务契约促进了债务人的盈余管理行为。同时,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债务期限结构和所有权性质对银行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当债务人为私有企业或者进行长期借款时,盈余管理水平相对较高,当债务人为公有企业或者进行短期借款时,盈余管理水平相对较低。     

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与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基于动态权衡理论的证据

文章基于动态权衡理论,以199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条件,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其融资决策中防御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激励和治理双重效应。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高管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2)对于国有企业,只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观察到类似效果,而股改前高管在减少债务融资的同时,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自我激励问题明显;(3)公司股权混合度越高,其在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上越谨慎,但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4)股权混合安排显著改进了股权激励契约在抑制高管防御行为方面的效率,这种效应在非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员工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创新会产生补充的促进效应吗？

高管与核心技术员工作用于创新的不同过程,同时也是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激励对象,两者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对创新的影响值得探讨。选取2009—2015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的深A上市中小板与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员工股权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在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相较于高管,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高管股权激励降低了创新转化效率。进一步地,融资支持效应和人才激励效应是员工股权激励补充促进创新的重要机制;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中起遮掩作用。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对2014—2016年238家沪市主板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714个观测值展开数据分析,实证研究其环境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环境信息披露评分体系,以手工收集与计算得出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量化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具有1%显著性水平下的正向影响,即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企业其财务绩效相对越好;环境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具有1期的时间滞后效应,且这种影响效应逐年减弱;该影响效应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中表现出的作用力不同,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转轨背景、公司成长性与债务融资——来自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在我国转轨背景下，影响债务融资的诸多因素，并重点分析了资产成长性对债务融资的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商业信用是企业的重要债务来源，相比较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企业和企业之间商业信用有着较好的契约基础。通过分析资产成长性和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关系，我们发现企业在借款资金的使用上有着诸多不合理之处。说明影响企业进行信贷资金决策的市场和金融环境还不够成熟。因此，我们认为优化企业债务结构的关键是建立产权清晰、规则透明的契约型环境。     

政府补助、外部融资抉择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为研究企业外部融资结构差异和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15-2018年中国实体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与政府补助结合，未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企业发行债券会增强政府补助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企业股权融资比例的提升会对创新绩效产生更显著的积极影响，相反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会受到削弱；当政府补助超过临界值后，对企业创新绩效由激励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未来政府补助应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减少对企业融资行为的扭曲；企业应合理调整融资决策，促进政府补助和融资积极作用的有机结合，助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高管层特征、策略性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企业行使社会责任可能是管理层的策略性行为,高管层特征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在SCP分析范式下,笔者基于H-M理论框架,利用2009年~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层任职任期特征与薪酬激励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总经理离职会恶化企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剩余任期长短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高管层持股比例、年薪收入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这些相关性集中体现出:企业社会责任是高管层实现个人利益的策略性行为。     

高管团队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高管,特别是高管团队集体决策行为的结果.在外部环境的驱使以及企业战略的双重背景下,深入探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否受到高管团队特征的影响,以及是如何影响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总结梳理,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     

中小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2007~200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对中小板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小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水平较低;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和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具有显著影响;重污染行业对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有一定的影响;公司绩效,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的影响不显著。     

银企关系、政治联系与银行借款——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手工搜集了2004-2008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具有的银企关系和政治联系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银企关系、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企关系、政治联系均与民营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显著正相关。进一步,文章发现银企关系与政治联系均与民营上市公司的长期借款显著正相关,但仅有银企关系显著增加了民营上市公司的短期借款。     

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透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深市A股主板市场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经验数据,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为信息透明度测量指标,分析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和管理层激励等公司治理结构因素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适度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同时发行B股或H股、扩大董事会规模对信息透明度有正向影响;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信息透明度有负向影响;流通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特征、高管持股比例、外审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影响;公司规模和业绩对信息透明度也为正向影响。     

创业板上市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责任研究领域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创业板上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但可以得到公众认可,还可以从各利益相关者处获得提升创新绩效不可或缺的资源。以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就货币层社会责任而言,创业板上市企业履行对股东的社会责任正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和创新财务绩效,而履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正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但影响不显著,且负向影响创新财务绩效;(2)就人力层社会责任而言,创业板上市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正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负向影响创新财务绩效,就社会层社会责任而言,创业板上市企业履行对顾客的社会责任负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正向影响创新财务绩效,履行对政府的社会责任正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但影响不显著,且负向影响创新财务绩效,履行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负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正向影响创新财务绩效。     

创业导向企业的成长性:激励型与监督型公司治理的作用——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企业特性是决定公司治理机制治理效果的重要变量,并以2010—2012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企业的研发与投资数据构造了创业导向程度的指标,实证检验了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性的直接效应,并考察了激励型、监督型公司治理机制对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性主效应的不对称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创业导向程度正向影响企业成长性;(2)针对高管的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对创业导向企业成长性有正向调节作用;(3)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代表的监督机制对创业导向企业的成长性有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创业导向企业,激励型与监督型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成长性有不同的作用方向,并讨论了这一研究结果的意义与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法律环境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依据信息经济学,探究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法律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与企业价值间的调节机制。以2012—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弱法律环境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强法律环境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最后,研究还发现企业异质性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