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中国低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

以历次全国性有关生育率的各项调查数据为基础,介绍了中国当前的低生育水平和低生育动态模式。依据近几年全国性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计算了在有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率。在有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均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在一定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可以保持稳定。使用官方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与计算的育龄妇女的总和意愿生育率数据绘制了低生育水平和意愿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图。在低生育时代下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差距的现象与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相一致的。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宏观经济后果分析

根据人口预测方法对我国低生育水平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客观分析后,结果表明,稳定和保持低生育水平对解决中国未来劳动力资源供给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矛盾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则没有得到验证。不过,低生育水平有可能对抚养比以及养老保障体系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应当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化与低生育率陷阱——东亚国家与地区生育政策的转向与反思

现代化与低生育行为互为强化的关系,使低生育率陷阱构成现代化发展的泥潭困境。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儒家社会和中国具有文化社会结构的共通性,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低生育率及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应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并不成功的人口政策方案汲取经验教训,正视低生育率危害,缩短生育政策观察期窗口,尽快解除生育管制,优化制度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迁移流动人口生育特点及相关理论——中外研究述评

人口迁移和流动对生育的影响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外一些研究发现,妇女迁移流动往往导致生育率降低。但也有研究认为,第一代迁移妇女的生育水平与原居住地没有迁移妇女的生育水平接近。对于上述现象学者们给出了多种理论解释:中断假说、适应假说、社会化假说、选择假说等。国内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对生育的影响有"多生论"和"少生论"两种结论。导致矛盾结论的原因主要是不同研究选取的测量指标不同和比较的标准不同所致。中国"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更低"究竟是"进度效应"还是"水平效应",有待进一步检验。     

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新思考

背景2010年高层对生育控制的认识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提出要"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重大战略思想,意味着生育率既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     

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呈正态分布,但分布曲线趋于扁平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观念和出生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根据育龄妇女生育率演变特征推导出的生育率等式,在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2010年以后我国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将日渐扁平化,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算术平均值将不断下降。     

对人口的客观规律性要抱有敬畏感--读“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乔晓春和任强的文章(下称乔任文)题目为"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但涵盖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包括在过去三十多年来对计划生育认识的演变、关于我国目前生育水平的争论、国际上面对低生育率的经验教训、在不同生育水平的条件下我国人口的未来变化前景,等等.在文末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中,作者呼吁"不要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作者对中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关注溢于言表,对中国人口变动前景的忧虑笔透纸背.     

代际流动约束下生育率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国际检验

收入不平等问题和人口生育率过低问题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但目前理论界关于人口因素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很少从生育率视角来考察以及考虑代际收入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文章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来考察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在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假设下,一个经济体中生育率的提高会使穷人比重提高,进而拉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地,文章利用1970-2011年76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1)总和生育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如果每个妇女平均多生育一个孩子,将会使基尼系数增加0.025;(2)以出生率作为总和生育率替代指标的实证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不同生育率测算指标高度相关且可相互替代;(3)对于代际收入流动弹性越高、收入水平越低或生育率越高的国家(地区),其生育率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拉大作用越大.文章关于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对于我国如何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寻求应对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之策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启示.     

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影响我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基于STIRPAT和Leslie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STIRPAT模型和Leslie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在论文设置的四种生育率情景下,人口总量峰值分别出现在2025年、2027年、2031年和2027年。若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因此,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可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

目前,-种新的人口现象正在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切的关注,这就是“超低生育率”(lowesl-low fer tility)现象。最近,联合国人口司在-份调查报告中预测,目前生育率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到2050年将出现人口下降。联合国人口司把妇女生育率分别列为高、中、低三种类别。高生育率主要出现在非洲许多国家以及亚洲的巴基斯坦和阿曼等国,这些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的子女。中等生育率指的是妇女生育介于2.1到5个子女之间。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4个国家处于这个行列,大约占全球国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巴西、孟加拉国、伊朗和菲律宾,它们占了世界人口的很大部分, 其生育率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全球人口未来的走势。生育率较低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不超过2.1个子女,具体分布范围包括欧洲、北美洲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估计有六十多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再生产出现了内在的缩减趋势.     

西南财大出版社新书推介

正为您开拓一片知识的天空书名:低生育水平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作者:曾祥旭定价:38.00元出版日期:2012年11月内容简介:本书运用人口学及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理清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脉络基础上,分析低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机制,并从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相关变量出发,确立低生育水平下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问题等方面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体框架,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书共分为八章,八章共同构成了本书的四个部分,即研究基础、基本状况、现实考察、结论对策。这四个部分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关系。     

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人口问题与生育政策

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正在摆脱"人工控制"性质,越来越具有由经济社会发展驱动的自然性质。人口多少是个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只要经济社发展,人口多也不是大问题。在进入低生育率20年以后的今天,我国人口控制任务已接近基本完成,目前人口较多是历史遗留产物,继续保持超低生育率并不能解决人口多的问题,相反对未来人口、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构成巨大威胁。我国人口多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对此需坦然面对和积极应对。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看,放宽现行生育政策势在必行,取消-孩政策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为了人口经济社会长期平稳发展,更是生育权利的合理回归和保障家庭发展与幸福。     

民族地区人口与生态经济发展初探－－吉林延边朝鲜族与新疆维吾尔族民族比较

计划生育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通过对我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时空分析，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难点关键是少数民族地区。并以吉林延边朝鲜族和新疆维吾尔族生育水平比较研究，结论是：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实际是是“好心照顾他，反例害了他”，只有降低生育率才更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经济发展。     

韩国从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

近日，韩国总统李明博莅临直属于总统府的未来对策委员会举办的“韩国首届应对低出生率战略研讨会”，针对困扰韩国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指出这是必须面对的一个国家层面的政治课题，要大力鼓励生育，因为这关系到韩国的未来。     

家庭收入水平、性别观念与再生育意愿

目前,生育率持续下降已成为我国严峻的社会问题,而提升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成为解决该问题的突破口。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家庭收入水平和性别观念对育龄群体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再生育意愿更高;性别平等观念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性别观念越平等,再生育意愿越低;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性别异质性检验,发现男性群体的再生育意愿主要受到个体经济因素的影响,女性群体受到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共同影响;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城乡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育龄群体的收入、职业地位对再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并未在农村得到相同体现。为此,应从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消除性别平等观念与性别分工实践之间两个方面提高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社会总体生育水平。     

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若干认识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理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逐条分析了这些理由的充分性与合理性。源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生育率反弹、在生育率水平未明了之前不应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等都不能成为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充分理由。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出生高峰是人们“臆构”出来的,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就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全国各地是否应该齐步走以及究竟应该吸取哪些“开小口”的教训等展开了讨论。就人口发展中的欧洲现实、日本经验与韩国教训进行了考察分析。     

社会迁移对永久性迁移人口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对角线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对长期迁移人口(户口随着人的迁移而变动的人群)的生育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基于3*3流动表格基础上分析人口流动的方向、距离和地域对生育率的影响,并通过将社会划分为农村阶层(农村和小镇)、准城市阶层(郊区和一般性城市)、城市阶层(包括省会、北京、天津和上海及其外围)来检测社会化假设、适应假设和选择性假设。结果显示人口迁移前后社会各阶层的生育率发生了改变,并且在方向和广度上发生了变化。短距离的向上迁徙可能增加生育率,而长距离的向下迁徙也可能显著地增加生育率,同时长距离的向上迁徙将生育率限制在了一定水平。相比原有阶层,在东西部地区迁徙的人对生育率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同时中部地区的原有阶层相比迁徙阶层对生育率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生育支持、生育率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内生化隔代抚养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儿童津贴和公共托育服务，考察生育支持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支持结构偏向儿童津贴会降低生育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加大生育支持力度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生育支持结构。当生育支持结构偏向公共托育服务时，生育支持力度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关系，反之，二者呈正向关系。当前经济社会条件下，伴随生育支持力度的加大，合理调整生育支持结构可以实现生育水平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双赢”。     

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政策的“逆向选择”及其政策思考

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标志人口增长水平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4下降到2000年的1．8，并稳定至今，比其他发展中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人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