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交刷卡数据的武汉市职住通勤特征研究

通勤出行和职住关系对于理解城市空间结构和职住组织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公交刷卡数据,以武汉市主城区和都市发展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出行模型和职住地识别规则,识别了职住通勤群体,从职住密度、通勤时间与距离、通勤流向和可视化等方面对武汉市的通勤出行和职住平衡进行测度,并识别了武汉市的职住通勤模式。结果表明:①核心城区的职住密度明显高于其它城区,承载着较多的居住和就业人口;②通勤距离与时间具有核心—外围—边缘的递增模式;③城市主要通勤流位于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④职住通勤模式总体可以概括为核心—外围—边缘的单中心向内通勤模式,越往外围区域越呈现职住错位的趋势。     

轨道沿线居民职住分布及通勤空间组织特征研究——以北京为例

立足问卷调查获取轨道交通沿线居民职住分布和通勤特征数据,分析了轨道交通对城市居住—就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及其结构下的通勤组织特征,基于GIS勾勒出轨道交通网络格局下职住分布的形态,提出了轨道交通网络化发展背景下区域性职住不平衡的新格局。主要结论有:①轨道交通网络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居住选择的空间,加快了居住人口向郊区迁移,加速了区域性职住不平衡的发展趋势。②轨道交通作为大容量快速客运体系将在城市发展空间格局中发挥骨干框架作用,轨道交通沿线的郊区地带呈现出人口敛聚和产业集中的双核空间集聚的发展态势,最终沿轨道交通网络轴线形成放射状的"点轴"格局。③轨道交通对长距离出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城市路网和机动化发展成熟的条件下,轨道交通将成为城市最重要的通勤出行方式。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消费碳排放

基于移动支付的便捷性所引致的消费规模扩张,本文构建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消费碳排放,且主要来源于发展型消费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和工资溢价所引起的消费规模扩大以及消费倾向升级能实现上述影响;此外,居民环保意识和社会环保治理因素会积极调节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通勤成本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随着我国城镇化飞速发展,“职住分离”问题带来的通勤问题侵害着企业员工的身心健康。加强轨道交通建设,压缩居民通勤时间,保障生产生活品质,已经成为各大城市的共同目标。本文利用地铁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通勤成本下降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地铁开通带来的通勤成本下降,能够显著提高周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机制检验显示,地铁开通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可能源自通勤成本下降对企业研发创新和人才吸引的提升。同时,发现地铁开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城市通勤质量较差时更为显著。此外,地铁开通的影响效应会随着企业与地铁站距离的增加而减弱。本文揭示了地铁这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微观企业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机理,这为政府持续进行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公司加强员工通勤福利补贴提供了经验支撑。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民生性转移支付,生产性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和高抚养比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本研究为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时距”视角下城市轨道线网的通勤效率——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

快速发展的城市轨道交通日益成为居民日常通勤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通过构建"时间—距离"模型,基于天津城市轨道交通的现状及规划线网,分别开展主要职住节点的通勤时距仿真模拟,分析轨道交通通勤圈构建的可行性及城市职住功能空间组织架构的合理性。结果表明,至2020年,中心城区的城市轨道交通难以满足外围居住组团的45 min通勤要求,但60 min内可基本实现环外居住组团与城市主要就业中心的便捷联系。建议进一步提升天钢—柳林城市副中心的线网密度,使其更好地发挥城市核心的触媒带动作用;增加边缘组团与中心城区的换乘节点,设立快慢不同的列车运行层级,提高边缘组团与中心城区的连通效率;简化换乘流线设计,配备丰富的接驳方式,提升站点内外的换乘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基于多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且对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金融素养、支付数字化、收入水平机制促进家庭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并降低享乐型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地区、东中部地区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改善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且对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为显著。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下，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大力建设服务业消费市场，拓宽服务深度、提升服务质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此心安处是吾乡：商业健康保险与流动人口消费

流动人口是我国户籍制度下的特有群体，其规模逐年增加。释放流动人口群体的消费潜力有助于缓解我国“高储蓄率和消费低迷”的宏观经济问题。本文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数据，采用OLS模型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缓解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商业健康保险通过提升流动人口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进而提升其消费水平，且对低收入水平、风险中性和流入城市医疗实力强的流动人口提升效果更明显。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能促进其消费升级以及缓解消费不平等现象。     

支付数字化能否显著提升家庭消费?——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支付数字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支付数字化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享乐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家庭创业行为与商业保险行为在支付数字化与家庭消费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支付数字化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在农业户籍与西部地区家庭更加突出；支付数字化对享乐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在农业户籍与东部地区家庭更加显著。因此要大力推动支付数字化与相关知识的普及，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信心，推动消费升级。     

工作属性、住房公积金制度与非住房消费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不同类型家庭住房支付能力和非住房消费水平产生了深刻变革。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评估公积金制度对不同类型缴存家庭非住房消费的影响,检验该制度是否提高了缴存家庭的福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缴存公积金能够提升家庭非住房消费,但对于不同工作单位组成的家庭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的家庭非住房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在其他类型单位工作的家庭。此外,公积金缴存额增加对于低消费家庭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于高消费家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类型单位工作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低提取率和低提取额导致其因缴存公积金感受到了明显的相对剥夺感。本文的发现对公积金制度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为消除公积金带来的不平等,作者认为有必要扩大公积金覆盖范围,制定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公积金制度,并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渠道,盘活公积金资产,提升低提取率和低提取额群体的收益,以增进民生福祉。     

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与2017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负债对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消费类型、不同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并不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却会强化家庭财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居民家庭负债会抑制发展和享乐型消费,强化发展与享乐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就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负债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抑制作用和财富消费效应的强化作用均大于高收入家庭.这表明通过家庭负债来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并不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提高城镇居民的家庭总资产水平、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才能真正推动消费的增长与升级.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要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金融借贷对农户消费的虚拟财富效应——基于消费分层视角

金融借贷对消费的真实财富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其虚拟财富效应却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本文阐述了金融借贷虚拟财富产生过程及其影响消费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对金融借贷虚拟财富水平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实证检验金融借贷对农村不同消费群体的虚拟财富效应。结果发现,虚拟财富对不同农村消费群体均产生了积极的助推效应,随着分位点由低向高移动,虚拟财富效应呈现梯次递增分布;与收入、资产等真实财富相比,虚拟财富的引致作用更为突出。本文拓展了金融借贷财富效应的研究边界,为分析消费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增长中的分化:同群效应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理解消费增长中的分化现象是更好发挥消费主引擎作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本文基于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假说,利用2010—201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城镇家庭消费波动与分化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同群效应可以解释家庭消费性支出19.8%的变化,对衣着、食品、居住、教育支出变化的影响分别为37.7%、32.2%、25.1%和21.7%。同群效应对特大/超大城市家庭的衣着、手机等可见性支出有显著影响,大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在教育支出中面临更大的同群竞争压力。同群效应的"追赶琼斯"机制是造成消费选择和消费水平分化的主要原因,同群风险分担机制能缓解消费冲击带来的福利下降。致力促进形成国内大市场,应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降低低收入群体消费风险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在消费升级中的需求牵引作用;解决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对结构性稀缺,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大市场。     

行政规划促进居民职住平衡作用研究——基于Alonso城市空间结构模型

文章基于Alonso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型,对城市化高速发展背景下居民"职住分离"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国内外的经验显示,许多新城的现行分布与初始规划大相径庭,行政的干预反而加长了城市内部的通勤距离。在报告Alonso理想状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设置新的假设、建立分析模型,并结合现实情况,对就职于商务中心的居民居住分布和商务中心外围职住分布进行了研究,前一种情况"职住分离"是有效的市场均衡无需改善,后一种情况有效的市场会使得居住分布接近"职住平衡"。这两个结果说明"职住分离"和"职住平衡"的有效性是相对的,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重要的是,市场本身可以实现最佳的居住分布结果,行政权力对于职住分布的强行干预,反而会扭曲市场,而不是像以往讨论的那样,能够带来正面影响,行政规划实现"职住平衡"这种单一思维定势存在误区。     

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评估*——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我国扶贫工作重点已进入新阶段,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从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从重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能源是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能有效反映福利水平。了解我国城镇家庭能源消费的基本特征、准确测度能源贫困水平与分布,有助于为今后扶贫工作提供资料基础和科学管理依据。本文构建消费者能源消费决策分析框架,并运用第一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考察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S型非线性关系,能源价格、家庭特征、地域特征等因素在能源消费决策中都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城镇家庭相对能源贫困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能源可支付性问题。能源贫困率在20%左右,其中电力贫困程度更为严重,超过25%。家庭收入增长、户主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电力基础设施的普及、城市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可能性,而电力价格上涨会显著增加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概率。     

数字经济能否驱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消费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3,消费端碳减排不容忽视。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以“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开展准自然试验，采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索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作用机理及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驱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可以通过提高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助推消费者偏好低碳化、促进产品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同时数字经济更容易降低南方地区、低碳电力城市和城市家庭消费碳强度，抑制了财务赤字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有待激发老年人低碳消费市场，对居住、医疗保健、交通、衣着消费碳减排作用依次递减，对食品类和文教娱乐类消费低碳化发展无显著影响。     

广东3G市场消费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3G业务的快速发展,我国3G牌照的发放,通信业的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加速融合的情况下,我国规模庞大的通信消费群体对3G认知与需求也将迅速提升,从而可以成为挖掘空间最大的3G消费群体.在此背景下,论文从消费者的角度研究影响消费者3G消费决策的因素,结合国内外及广东3G发展现状,提出了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并通过实证分析,深入探讨了消费者心理因素与消费者个人特征包括消费者个人属性、3G消费需求、个人爱好、感知风险,消费者所受环境影响等三大因素对消费者3G消费决策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家庭网络消费行为研究*

网络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业态和模式，已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力量。本文应用Probit模型及处理效应等方法，在普惠金融发展视角下研究了家庭的网络消费行为。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正向地提升了网络消费家庭的比例和频率，且经过渐进的增长，网络消费家庭的总消费水平更高、消费结构较优，在城镇家庭里更明显。而通过便利支付、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家庭收入三种机制，普惠金融发展还提升了这些家庭的网络消费支出额。异质性分析也得出了一系列丰富的结论。加深家庭金融参与程度，加快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帮助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迈过数字鸿沟，能更大程度上普及网络消费，进一步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