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服务业创新驱动效应研究——以辽宁投入产出表为例

采用产业关联相关指标测算科技服务业创新驱动效应,并以辽宁省2002年、2007年、2012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剖析了科技服务部门与其它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关系,揭示了辽宁创新驱动发展制约因素。结果表明,研发投入不足、市场机制不完善和规模有限制约了辽宁科技服务业创新动力效应、创新扩散效应和创新传导效应。最后,提出了提升辽宁科技服务业创新驱动效应的政策与建议。     

经济新常态下科技服务业与现代产业联动模式创新研究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现代产业结构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我国的战略要求,而科技服务业是加快现代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其高级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服务业与现代产业联动发展是“软化经济”、产业融合趋势下的必然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通过深度挖掘当前我国科技服务业与现代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结合当前发展态势,构建了科技服务业与现代产业联动发展的新模式,即以市场导向、双轮驱动、价值创造、动态柔性、二元创新、闭环循环为核心要素,促进两者关系重构、网络扩张和产业深度融合,最终推动科技服务业与现代产业的共同发展。     

基于产业集群的辽宁沿海经济带科技型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研究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聚集了大量中小科技企业,从资源优化角度看,协同创新是这些中小企业最佳的创新模式。本文研究了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科技型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体系模型、运行机制。并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建立辽宁沿海经济带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体系的对策与建议,为辽宁沿海经济带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参考。     

我国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升级政策经历了数量扩张型、质量提高型和创新驱动型的演进路径,但科技创新仍未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由于创新与产业升级互为作用,因此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仍是我国今后产业升级政策的目标和重心。我国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通过增强产业创新动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化来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优化科技中介组织,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是未来我国鼓励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政策的引导方向。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的创新驱动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创新进而驱动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3种类型集聚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方面的创新驱动效应水平差异，结果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对绿色发展的正向驱动作用不显著，创新在其集聚驱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高技术制造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相比单个产业集聚，二者协同集聚对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具有更强的正向驱动作用，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3项政策建议。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一个中介效应模型

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并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发挥积极部分中介效应,即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传统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型。基于行业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中介效应强度高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适应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科技服务业产业生态——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本文的出发点是：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本文以珠三角区域为例，分析重点产业发展的特点和需求，探讨科技服务业与重点产业发展的耦合与匹配，探讨适应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科技服务业产业生态系统构建的路径与方式。     

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燕霞访谈录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核心就是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战略举措,有助于打通当前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瓶颈,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创新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前,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中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如何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就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这一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燕霞。     

广东省科技服务业就业效应分析

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对广东省科技服务业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广东省科技服务业的间接就业效应要远高于直接就业效应,相关间接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在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不能忽视制造业对就业的巨大隐性吸收能力。     

现代科技服务业跨界服务演化的影响要素分析

在互联网思维深入渗透各行业和产业结构发展转型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科技服务业跨界服务对于推动创新驱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产业外部要素与企业内在机理角度提炼出影响科技服务业跨界服务演化的要素;并调查研究核实这些要素对科技服务业跨界服务演化的影响,据此为科技服务业跨界成功转型提供了参考依据。     

面向分类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绩效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是我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按照浙江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分类方式，制定3套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DEA-Malmqusit指数分析方法对2014—2016年平台资源投入产出绩效进行测算。结果发现：①浙江省3类平台的整体绩效均处于中等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②引起3类平台绩效差异的因素不同，基础平台、区域平台存在投入冗余，资源闲置及浪费现象严重。行业平台有传统平台与新型平台之别，两者在绩效上表现出较大差异；③近年来，3类平台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攀升。最后，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分类管理机制建立、平台自主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3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科技创新绩效：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

在对国内外有关科技创新绩效的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创新绩效的过程—结果观,认为科技创新绩效并不仅仅表现为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的静态效果,更重要的是影响科技创新绩效的各种因素综合推动的过程。科技创新绩效的形成机理在于其形成、增进和优化的不断演进的过程。通过对科技创新绩效形成条件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了若干具有启发意义的提高科技创新绩效的选择路径。     

可标准化服务行业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两部门模型的分析

从理论上探讨了标准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内在机制。构建了两部门模型,分析了可标准化服务部门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利用2003—2012年中国服务业的省际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对可标准化服务部门的溢出效应进行了估算,利用DEA方法对服务业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可标准化服务部门要素的边际产出高于不可标准化服务部门,发展可标准化服务部门有利于服务业增长;可标准化服务行业对不可标准化服务行业的溢出效应为负,原因在于可标准化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因此在当前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对可标准化服务行业内部进行优化整合。     

基于地区差异分析的中国技术创新产出研究

为了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有一个全局性的了解,通过因子分析发现技术创新产出可分解为自主创新产出和短期应用产出两类。为进一步找到这两类产出的地区性差异,在分析影响创新产出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科学的科技供需计量分析模型,利用此模型测算了我国地区科技供需基本情况。最后,对地区创新产出能力和地区科技供需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地区自主创新产出与当地科技高供给有强相关性,而与当地是否有科技需求关联性不强,这说明地区科技发展还未进入以需求为主导的阶段。而在短期科技应用上,如科技贸易,科技转让,各地区间没有明显的差异。需要解决的普遍性问题是如何完善科技市场化机制,促进研发与应用的良性循环。     

中国典型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模式

创新驱动战略是新常态背景下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高技术产业是我国实现科技创新的核心产业,在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以北京市为例,利用北京市1997、2002、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对4个典型高技术产业的投入结构、产业关联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引入修正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归纳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驱动模式：人力资本驱动特征日益显著;对经济的驱动模式以需求拉动为主;产业内互动模式以产业后向关联为主。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实施差异化的创新人才战略,增强高技术产业供给支撑作用,促进高技术产业内部双向融合发展,基于产业政策立法建立稳定的科技产业政策支持机制。     

科技投入与产业经济增长——基于灰色综合关联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08年广西科技投入和产业发展的统计数据,应用灰色综合关联模型对广西科技投入与产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科技投入对广西产业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但不同的科技投入对产业经济增长的推动程度并不相同;（2）科技人员投入对总体经济增长和第一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大于科技资金投入的影响;（3）科技投入对第一产业增长的影响大于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4）科技资金投入对第二和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大于对第一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而科技人员（包括科学家与工程师）投入对第一和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对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5）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是影响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最核心科技投入要素;（6）来自金融贷款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和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是影响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科技投入要素。     

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高技术产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离不开科技金融投入。构建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表明,单一科技金融投入并不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科技金融投入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6个组态,其中两个组态以“财政科技投入+银行贷款”为核心条件,4个组态以“创业投资+科技资本市场融资”为核心条件,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存在多种实现方式。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投入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重要路径,可为各省合理配置科技金融投入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Wage bargaining,trade and growth

We construct a North-South product-cycle model of trade with fully-endogenous growth and union wage bargaining. Economic growth is driven by Northern entrepreneurs who conduct R&D to innovate higher quality products. Norther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can leak to the South upon successful imitation. The North has two sectors: a tradable industrial goods sector (manufacturing) where wages are determined via a bargaining process and a non-tradable sector (services) where wages are flexible. The South has only a tradable industrial goods sector where wages are flexible.We find that unilateral Northern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he form of lower Northern tariffs on industrial goods, increases the rate of innovation but decreases both the bargained wage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and the flexible wage in the service sector. The wage effects are relative to the Southern wage rate. We also consider a variant of the model with Northern unemployment, driven by a binding minimum wage in the non-tradable service sector. In this case, Northern tariff cuts decrease the innovation rate and the bargained wage rate. In addition, the Northern unemployment rate increases. The model thus highlights the role of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in determining the growth and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tariff reductions. We also study the effects of unilateral Southern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Trickle‐down Effect of the Mining Boom in Australia: Fact or Myt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utput levels in the mining sector and various non‐mining sectors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mining sector in Australia. The unobserved components time series model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the output gap and the growth regime in the mining sector on the output level of each of several non‐mining sectors. Overall, the estimates obtained do not suggest an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effect running from the mining sector to other production and services sectors, implying that the trickle‐down effect of the mining boom may be a myth.     

三大技术创新主体科技成果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在探讨技术创新主体构成、主体不同研究性质及对应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对产学研合作背景下的三大技术创新主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梳理。基于中国1986-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模型,综合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中国不同技术创新主体的科技成果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动态分析。研究表明,企业科技成果对经济发展成效较好,其次是高校,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企业和高校小得多。结合中国不同技术创新主体的科技成果产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为不同技术创新主体协同实现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