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强制性变更、继任模式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6—2008年发生CEO强制性变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CEO强制性变更及继任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强制性变更后的企业绩效好于变更前的企业绩效;外部继任的企业绩效好于内部继任;在不同经营水平下,两种继任模式的企业绩效明显不同。为此,提出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必须完善上市公司CEO的任免机制,合理选择CEO的继任模式,加快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     

实际控制权性质、多元化进入方式与多元化经营业绩

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及外部治理环境均发生了相应改变。仅从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机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不能够完全解释控制权性质对多元化公司绩效的作用途径。多元化进入方式作为多元化战略的关键部分,对经营业绩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多元化进入方式的角度分析控制权性质对多元化业绩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2002～2004年11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报资料为样本,从多元化进入模式的角度,考察了不同控制权类型对多元化经营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多采用自建方式实施多元化战略,采用自建方式的国有上市公司绩效优于采用并购方式的上市公司。同时,非国有上市公司多采用并购方式实施多元化战略,采用并购方式的非国有上市公司绩效更优。     

全流通与业绩改进——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我国2003～200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改公司全流通前后股权结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流通后样本公司的业绩水平有显著改善,但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善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尽管全流通后最终控制人利益实现方式的改变对业绩提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作为控制人控制企业主要途径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全流通后与业绩呈现出显著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效果则在全流通后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大股东股权制衡度对业绩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控制公司显著增强,在国有控制公司则无显著变化,而流通股股权制衡度对业绩的正面影响在两类控制公司中均有所减弱.     

新任CEO合法性获取与资产剥离研究

近年来，新任CEO的资产剥离行为越来越普遍。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CEO继任来源与资产剥离的关系。研究发现，外部继任的CEO会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由于面临着更严苛的内外部合法性压力，外部继任的CEO需要采取向外部传递信号的策略和对内部进行关系维护的策略来建立合法性，因此外部继任的CEO会进行资产剥离以满足其实施策略性行为的资金需要。异质性分析发现，CEO个人风险目标越高和企业经济效益越高，外部继任的CEO越会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非家族成员新任CEO和家族成员外部继任CEO更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外部继任的CEO的资产剥离行为能提升企业的短期绩效。为此，新任CEO要积极建立合法性，在资产剥离时要对公司的资源配置合理取舍，企业要促进新任CEO与其他高管成员间的搭配和融合；外部利益相关者要加强对新任CEO与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和监督。     

国有股权、经营风险、预算软约束与公司业绩: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发现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本文首次采用分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的复杂影响。我们发现:在经营表现较差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超过了行政或政治干预公司经营的消极作用;而在经营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以上作用没有显著差异。源自国有股权并受经营风险影响的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预期损害了所有公司的业绩。与经营表现较好的公司相比,在经营表现最差的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以及国有股权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预期的消极作用都更为显著。虽然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净效果在所有上市公司中都为负,但在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里负面作用最为突出。政策含义在于国有股权的调整应当从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开始。     

董事勤勉对CEO权力与业绩风险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2010-2013年中小板科技型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CEO权力、董事勤勉与公司业绩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权力与公司业绩风险显著正相关,董事勤勉对公司业绩风险无显著影响,但董事勤勉对CEO权力与公司业绩风险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过大的CEO权力是引起科技型公司业绩风险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董事能够通过其勤勉行为有效调节CEO权力对业绩风险造成的不利影响。     

董事勤勉对CEO权力与业绩风险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基于中小板科技型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2010-2013年中小板科技型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CEO权力、董事勤勉与公司业绩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权力与公司业绩风险显著正相关,董事勤勉对公司业绩风险无显著影响,但董事勤勉对CEO权力与公司业绩风险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过大的CEO权力是引起科技型公司业绩风险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董事能够通过其勤勉行为有效调节CEO权力对业绩风险造成的不利影响。     

管理者信心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变更的经验证据

及时更换不称职的管理者是公司治理制度有效的重要标志。文章以2006-200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公司治理参与主体的心理因素,管理者信心对其职位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自信程度与因公司业绩欠佳导致的离职显著负相关,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当公司所在地外部治理环境较差时,自信程度愈高的管理者愈可规避因业绩欠佳带来的离职风险。     

中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治理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基于CEO变更视角

外部审计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治理效应一直备受各界关注。文章运用Logist回归方法,以1999~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CEO变更为视角,通过研究CEO变更与"非标"意见的相关性,探讨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CEO变更与"非标"意见显著正相关;"非标"意见下,CEO变更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强于标准审计意见公司;不过,"非标"意见并没有增强CEO变更对两职分离与股权制衡的敏感性。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外部审计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同时表明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有赖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     

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多元化经营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多元化经营水平与公司长期会计业绩、短期会计业绩和短期市场业绩均显著负相关,与长期市场业绩及业绩波动程度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确存在折价效应。     

附属于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基于西部上市公司的分析

对西部上市公司的统计分析发现,附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其财务绩效总体上好于非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集团公司控股可以降低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缓解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国有上市公司的所有者缺位,以及可利用集团优势对上市公司进行业务提携和其他支持.集团公司控股上市公司也带来一系列治理问题,文章探讨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独立董事薪酬激励机制实证分析

利用面板计量模型以及2005—2009年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水平与高管薪酬水平、监事薪酬水平显著正相关,与高管持股水平显著负相关;国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要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独立董事的薪酬水平;公司业绩及总经理变更对独立董事薪酬均没有显著影响。     

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转型、治理要素提炼与公司绩效

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呈现出由传统的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进转型的过程。选取2005-2009年持续经营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行政型治理指数;进而对行政型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行政型治理度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国有股权集中度是行政型治理“负效应”的“主要贡献者”;而政府经营政治化、高管人员的政治联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最后,揭示了行政型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路径,行政型治理度越强,资产利用效率越低,进而影响到公司绩效的提升。相关结论有利于政府作为公司重要外部监管力量来界定监管和干预的边界;为探索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CEO自恋、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

基于高阶梯队和资源依赖理论,以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CEO自恋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资在CEO自恋与企业价值间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CEO自恋可以通过研发投资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与拓展了CEO自恋相关理论,而且对我国企业价值提升及公司高管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绩效考核机制与CEO更换——基于上市公司终极产权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5～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CEO更换的数据,实证分析和比较了国有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绩效考核机制。研究发现: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资产周转率与CEO更换负相关,权益乘数与CEO更换正相关,利润边际与CEO更换不相关;而对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而言,利润边际与CEO更换负相关,其余两个绩效因子与CEO更换不相关。本文认为,国有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目标函数以及监督激励不同是造成两者绩效考核机制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对利润边际的重视程度不同是区分国有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绩效机制的一个重要指标。     

不同所有制下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债务融资的关系

本文以2002—200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OLS回归模型考察了在不同所有制公司中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所有制的上市公司中,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更加过度自信,更倾向于选择债务融资;在债务期限方面,不同所有制公司的过度自信管理者都倾向于使用长期债务,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显著。     

公司业绩、董事会特征与财务总监变更——来自深沪股市的经验数据

本文通过对2003-2006年四年期间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CFD变更的原因进行实证研究,构建从公司业绩、董事会特征,以及CFO特征分析CFO变更的研究框架.影响CFO变更的因素包括:公司业绩、董事会开会次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CEOO变更、审计意见类型、CFO年龄、CFO持股数,以及CFO任职期限.     

会计标准的国内协调——以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为例

公司是否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调节所得税费用和净利润的动机影响很小。职员素质越高,公司越可能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此外,国有控股公司相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更愿意选择纳税影响会计法。因此,《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执行的困难可能比较大,其得以实施的一个关键在于公司职员,尤其是财务人员素质提升的跟进。     

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比较

以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对公司价值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高管持股变动对上述影响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而言，国有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活动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和高管持股变动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基于上述结论，从政府补贴、公司高管业绩考核和股权激励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比较分析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差异一直是家族企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现有的研究多是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从家族性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则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论文以2008年年报中的100家家族上市公司与100家非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年薪和高管持股比例这两个方面探讨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实证研究表明：非家族上市公司与家族上市公司除了在高管年薪上差异不是很大,其余变量皆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家族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企业绩效皆高于非家族上市公司。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影响都显著,且都呈正相关,但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非家族上市公司大。高管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影响则都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