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收益递增、策略性行为和分工的效率损失

本文中的策略性劳动分工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有时不选择分工,并造成社会产出损失。由于在高技能部门里存在“干中学”效应,低技能者如果背离比较优势而从事高技能部门的生产,就可以在未来分享劳动分工收益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谈判地位,甚至可能逆转自己的比较优势。然而,这种个人理性的选择却可能导致社会的产出损失。这个模型的一个意外而合理的含义是,在策略性的劳动分工决策中,如果未来一期由交易关系瓦解而造成的损失足够小,那么,交易成本的减少也可能导致当期分工的恶化。但我们的模型也包含了交易成本下降可能促进分工这一既有理论中的特殊情况。这个模型有助于理解在国际贸易、国内区域间分工和家庭内分工中广泛被观察到的低效率现象及相应的政策。     

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

本文考察了在收益递增条件下产生重复建设和区域经济分割的根源。由于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 ,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 ,所以往往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了较大的份额。而落后地区如果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 ,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 ,但却可以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 ,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落后地区的战略性行为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其自身是有利的 ,但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出减少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可以促使落后地区加入分工体系 ,这时 ,财政转移就兼有了改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两种功能     

比较优势理论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

本文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家庭内部成员,主要从夫妻二人拥有的比较优势角度,分析了家庭的形成及其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格局。从理论上阐述在比较优势条件下,专业化和交换将导致整体联合利益增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家庭内部成员劳动分工的劳动力供给均衡点的形成及其变动情况。这一经济模型表明,为了提高家庭质量,实现整个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实行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在充分信息和较低交易成本的前提下,一方面,从纯经济学角度分析家庭的形成及其变动;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视出家庭实际变化及相关制度的影响。     

产业要素价格扭曲的效率损失与校正之策——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的视角

该文利用包含经济扭曲变量和投入产出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以美、日、英、法、德、意、韩等发达经济体为基准国,在模型中引入行业产品价格扭曲、行业资本价格扭曲、行业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中等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价格扭曲等三类扭曲变量,测算中国各行业要素投入扭曲带来的产出效率损失,结果表明:中国各行业扭曲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迥异,金融业和企业生产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的扭曲显著地增加产出损失;通过对不同类别扭曲影响的分解,资本、产品、各类劳动力的价格扭曲在不同行业表现也很不一样,现代服务业主要通过高、中技能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产出,而如果消除教育和卫生行业的扭曲,反而会降低产出。未来需要从市场化改革、产业政策有效性等角度对行业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效率损失加以校正。     

区域开放与区域利益实现的经济学分析

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区域分工给各区域带来的利益增进，是区域开放的主流理论，但若考虑到市场需求因素和国内价格扭曲现象的存在，分工利益对不同区域而言就有可能意味着利益的损失。本文分别对比较优势原则、市场需求和价格扭曲引起的分工利益分配进行论证，得出落后地区在分工中所获分工利益较少甚至会造成经济利益损失的结论，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了不同区域在实施区域开放政策时的不同倾向，指出落后地区若要改变自己在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就要注意培养内生比较优势及创建自身的竞争优势。     

人工智能、就业与货币政策目标

本文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研究人工智能对最优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设计的影响。基于推导出的二阶福利损失函数，本文首先分析了央行面临权衡的变化，然后以福利为标准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央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央行在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权衡，而引入人工智能后，就业与人工智能投资波动也成为央行重要的权衡项。第二，引入人工智能后，相对于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泰勒规则，盯住通胀和就业缺口的货币政策规则带来更小的福利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工智能可以高度替代劳动的情况下，过度重视产出缺口会导致人工智能投资和就业的巨大波动，并显著增加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带来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改变了央行应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收入差距、职业选择与经济增长

在寻租理论的基本模型中,假定经济个体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结果发现富有个体选择寻租活动将比选择生产活动带来更多的长期效用,由此导致资本积累率降低和产出减少.扩展模型假定经济个体具有异质生产能力,结果发现富有个体如果在生产活动中具有比较优势,就会增加生产性投资,扩大社会产出.因此,提供高质量的、公平的教育或许是减少寻租活动,促进经济增长的长远措施,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当务之急就是要扩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改善农民的文化权益.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我国国内交易成本测度

本文构建了交易成本测度的一种模型,并基于我国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和价格指数等相关统计资料,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不但验证了交易成本在本质上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引致的成本这一观点,还启示人们不能套用生产成本最小化理念,追求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但是可以以此为研究工具,寻找相同(或相近)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下减少交易成本的人为空间。通过量化,进行短时间跨度内的交易成本比较分析,可为政策的选择与优化提供参照标准,进行长时间跨度内的交易成本比较分析,可为组织的设计、制度的优化提供参照标准。     

考虑离婚的动态家庭分工理论及一个提高分工效率的保险机制

将离婚的可能性引入家庭决策是家庭经济学中新的研究方向。本构造了一个考虑离婚的两期动态家庭分工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由于存在离婚的可能性，市场工资较低的一方将增加其劳动供给作为一种自我保险，以便更多地获得市场劳动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降低在离婚发生时的经济损失。对离婚可能性的考虑导致了动态决策中家庭分工的低效率。而针对家庭稳定性的保险机制则被证明可以纠正这种效率的扭曲。     

双循环视角下要素市场化配置、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率提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政策着力点。本文提出，准确把握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影响，不仅应当重视不同要素的错配程度及其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应重点突出、统筹推进，而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国内国际双循环视角充分评估改革通过改进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增强产业比较优势的经济机制。本文建立了一个内生国际贸易结构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纳入了要素市场存在摩擦和结构差异、内外需的产业构成存在差别并且内生演化等中国经济特征。研究发现，降低高技能劳动、低技能劳动和资本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成本可以有效提升制造业比重、增强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和低技能劳动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高技能劳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应为降低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流动成本，促进更高比例的资本和高技能劳动从服务业流向制造业；低技能劳动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应为降低农业和非农业间的流动成本，促进更高比例的低技能劳动从农业流向非农业。     

全球化条件下基于交易费用的企业制度效率以及企业家精神的一般均衡分析

文章从交易成本和专业化的视角,通过构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模型来讨论全球化条件下竞争性市场中“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演化和角色.研究指出,如果全球化条件下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家精神是有效的,那么当从劳动分工中获得的收益超过具有固定学习成本的不同专业模式个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时,劳动分工的网络效应就会被充分利用.因此,全球化条件下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扩大范围来提升总生产率,并且权衡劳动分工对总生产率的网络效应与交易成本.文章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商业参与者而言,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全球化水平和变动系数以及总交易效率系数的提高会促进劳动分工水平、参与者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升.     

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有多大?

如果寻租更有吸引力,社会精英就会投身到这种纯粹的再分配活动中,而不是从事生产性的企业活动。这种人才误配置显然会使社会蒙受损失。从Murphy et al.(1991)开始,一些文献探讨了寻租及其导致人才误配置的理论机制。然而这种损失到底会达到多大的规模,现有文献并没有提供可靠的估计。本文尝试利用异质性个体的OLG模型,内生化人们的职业选择,评估人才误配置情形下的社会成本。在寻租职位的非货币吸引力比较正常区域内,这种成本大约相当于潜在产出的10%—20%。如果寻租的魅力大到将社会精英都吸引过去,社会成本将是灾难性的,总产出甚至只有潜在产出的不足三分之一。这一结果表明,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确实可以成为理解各国经济发展路径差异和生活水平差距的钥匙。改革社会游戏规则,让创造性大脑从事做大蛋糕的工作,将大大提高社会的产出和生活水平。     

金融摩擦异质性、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损失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数据，实证分析银行信贷扩张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信贷扩张时，国有部门投资的上升幅度显著大于非国有部门投资的上升幅度，表明金融摩擦存在部门异质性。本文建立一个包含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及金融摩擦存在部门异质性的RBC模型，研究金融摩擦异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总产出和总消费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稳态时，金融摩擦异质性造成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为0.987%—2.577%,总产出损失为1.971%—4.685%,总消费损失为2.188%—5.2%。当经济面临宽松的货币冲击时，金融摩擦异质性可以解释国有部门相对于非国有部门的显著扩张。在动态经济中，金融摩擦异质性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造成了额外的配置效率损失和产出损失，分析结果表明额外的损失是重要的。此外，金融摩擦异质性削弱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政府通过供给侧改革缓解非国有部门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改善配置效率，提高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加社会总福利。     

电子信息产业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测度及空间差异研究

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加剧的“比较优势陷阱”,中国亟需通过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的互补协同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在价值链产品内,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框架,兼顾增值能力与劳动生产率两个维度,使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设计一个评测国家内部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真实比较优势的新指标。结果表明,东部沿海省域比较优势强度与广度最为显著,内陆省域比较优势集中于上游能源型部门;制造业部门比较优势凸显,服务业部门比较优势相对薄弱;比较优势高省域集中度与低省域集中度的产业部门中,均存在整体比较优势强弱差异,其中,高省域集中度产业部门比较优势强度更高。     

产业升级中的中国劳动成本优势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最大的比较优势。我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出现了劳动成本上升和劳动效率下降的趋势,这是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力资源数量过剩和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力资源数量不足的具体表现。在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的规模优势上;而在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的素质优势上。劳动力资源在产业分工低端的规模供给,无法替代产业升级中的产业高端的素质需求。我国面对产业分工水平提升的要求,劳动成本优势的发挥应该依靠高效率克服高成本。产业分工知识含量的提高,要求提高产业工人的知识素养。     

考虑离婚的动态家庭分工理论及一个提高分工效率的保险机制

将离婚的可能性引入家庭决策是家庭经济学中新的研究方向。本文构造了一个考虑离婚的两期动态家庭分工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由于存在离婚的可能性,市场工资较低的一方将增加其劳动供给作为一种自我保险,以便更多地获得市场劳动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降低在离婚发生时的经济损失。对离婚可能性的考虑导致了动态决策中家庭分工的低效率,而针对家庭稳定性的保险机制则被证明可以纠正这种效率的扭曲。     

农村土地制度的多样性选择

本文运用“斯密-科斯”模型论证了农村土地制度选择在于专业化和分工及由此网络效应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增加的两难决策，不同的农产品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效率的变化，形成不同的分工淡化路径，诱致不同的农村土地制度，由此解释了多样化的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原因及其选择。     

国际外包的发展趋势及动因分析

国际外包是建立在一种新型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方式，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而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比较优势及交易成本的降低是促进国际外包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学校中的财务风险浅析

一、什么是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一般是指企业中全部资本中债务成本比率所带来的风险。当债务成本比率比较高时，投资者将要负担比较多的债务成本，并经受较多的负债作用所引起的收益变动的冲击。从而加大财务风险；反之，财务风险就小，通俗地讲，财务风险也称筹资风险。它是企业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由于未来收盏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它的变质就是企业负债经营所产生的风险。如果。个企业没有借入资金，这样的企业就不会有财务风险；如果企业借入资金，那么财务风险也就随之产生。一般来说，企业比较重视自身的财务风险。由于面临的环境比较特殊，学校历来重视学校的财务风险的程度不够。一旦出现问题，给国家和学校造成惨痛的损失，并造成许多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高储蓄率并非需求不足的根源

本文利用一个二部门Solow模型分析了较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认为产出的增长依赖于资本积累和技术增长。由于较高的投资率有利于资本的积累 ,如果储蓄能顺利转化为投资 ,则较高的储蓄率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如果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 ,而外贸发展又不能抵消这种不平衡 ,则通货紧缩就可能出现。本文还认为 ,外部需求冲击和经济中各部门发展的内生比例失调是造成我国近几年需求不足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