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财政体制寻求基层财政解困治本之策

我国近年的县乡财政困难，是社会结构转型中制度转型有效支持不足而积累的矛盾在基层政府理财上的反遇,戌政府体制，省以下财政体制存问题和农村区域各生产要素市场化制度建设滞后有密切关系。本文重点分析了促成其层财政困难加剧的三个财政体性因素，并提出了配套改革，调整政府体制和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三条建议。     

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

发生在中国的县乡财政困难 ,是社会结构转型中制度转型有效支持不足所积累的矛盾在基层政府理财上的反映 ,与政府体制、省以下财政体制现存问题和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制度建设滞后有密切关系。本文在重点分析中国基层财政困难加剧的三个财政体制性因素的基础上 ,提出了配套改革、调整政府体制和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三条建议 :( 1 )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 ;( 2 )按“一级政权 ,一级事权 ,一级财权 ,一级税基 ,一级预算 ,一级产权 ,一级举债权”思路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同时健全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 ,完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 ;( 3 )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积极推进农村区域和基层政府辖区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创新。     

县级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的财政分权模式选择研究

自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在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财政分权在保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一些与财政分权体制相配套的辅助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省以下改革相对滞后,降低了财政分权体制的实施绩效。推进县级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理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合理而持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率,还可在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土地财政:成因·危害·纾解

近10年来,我国省以下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资源相关收益来履行地方事权,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土地财政"。在现有文献中,通常把土地财政的兴起归咎于分税制改革。大量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并非土地财政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土地财政的根源,既是基层政府纾解财政困难的无奈之举,更是财政分权制度下的地方官员竞赛政治晋升的理性选择。土地财政危害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寅吃卯粮,不可持续;竭泽而渔,祸患无穷;肆意征地,严重伤农;土地财政膨胀,催生"城市化陷阱"。纾解中国现阶段的土地财政困境,必须从解决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入手,摒弃以GDP论英雄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树立新的以人为本的政绩观;但留方寸地,付与子孙耕;设立土地收益基金,为未来留一份资本。     

构建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也开始了财政分权的改革历程,并期望以此来促进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财政分权的核心支撑因素就是地方应拥有可自主支配的地方税,且财产税和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标准有很高的吻合度。另外,研究还发现: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在地方主体税种的构建中,综合国外成功经验并本着地方税收原则,建议把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整合为新的财产税,并以此作为我国地方税收入的主要来源。     

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的分析

在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省以下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当老龄化水平较低时,纵向的财政分权可以促进人口大量迁入,而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自主度差异程度却对流动人口规模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当老龄化水平超过门限值后,政府间横向差异和纵向财政分权收入指标的影响不再显著,但财政分权支出指标对人口流入产生明显抑制作用。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政改革,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和调整落实人口老龄化政策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人口流动性。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法治化:供求、结构与路径

本文通过对法律供求分析发现,我国省以下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程度较低,省与县(市)之间进一步的财政分权呈现出无序化、随机化和封闭化的特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以财政收益权、财政支出权和预算配置权为核心的财政权分配与重构,其法治化路径应以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地方性法规为宜,完善分税制改革,实现财政收益权法治化;进一步明晰事权划分,实现财政支出权法治化;改革预算管理体制,实现预算配置权法治化。     

中国财政分权的多维测度与空间分异

财政分权的准确测度与衡量,是研究分权本身需要解决的前提性和根本性问题。本文通过量化中国大陆31个省级政府在有限财政分权中体现出的相对优势,将纵向的中央、省级财政分权安排和横向的省际间可比关系转化为涵盖两大方面、六个不同侧面的多维指标体系,加权计算出各省财政分权的综合水平。在清晰探索出省际差异和地域特征的基础上,借助空间计量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中国财政分权在非均质地域上的空间相关和集聚现象,部分揭示了其潜在逻辑和深层次成因,从而为探讨政府间财政博弈关系、构建地区间财政协调机制以及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与省际经济增长

本文重点检验了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省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省际人均GDP增长率影响为正,省以下收入分权和财政自给率对人均GDP增长率具有负向影响。根据不同区域地理状况,本文同时将总体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检验了财政分权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样本研究也支持了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的观点,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正相关,与中部和西部地区负相关,省以下财政自给率对中部地区具有正向影响,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影响为负。     

县级财政分权指标构建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影响测度

县级财政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重要保障。县级财政分权的经济影响与分权指标和体制设定密切相关。文章对财政分权指标进行了深度评述并构建了七项分权指标,在此基础上实证估计了财政分权和"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支持了制度内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因此,规范县级政府财政收入行为和赋予县级政府制度内财力自主权,将"省直管县"纳入新一轮财税改革总体规划已是当务之急。     

分权体制下省级市场化进程影响因素探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分权体制下省级政府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因素,并将财政分权、FDI和人均GDP对市场化进程的效应分解成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营造了一种较好的竞争氛围,促使省级政府加快市场化进程,省级政府市场化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省级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显著为正,地方政府为了竞争FDI有动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对市场化制度需求越强。     

“省直管县”背景下四川省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一、"省直管县"改革的目的和内容"省直管县"改革是指将地方财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体制,对县的财政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直管县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减少财政层级,使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统一。政府层级越多,政府间财政关系越复杂,协调政府间财政关系就越困难。"省直管县"本质上是一个地方政府辖区的最优规模确定问题,也是一个地方财政体制的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省直管县"改革一改以往"省-市-县"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为缓解内生性,将"省直管县"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负面阻碍作用,但不同形式的分权影响有异质性,具体来说财权的下放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下放则不利于。②当地方政府自主权提高时,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偏好,使得当地基础设施供给增加,而能够增强地方软实力、加快创新要素集聚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应减少,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导致在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增长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③随着改革的推进,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并不再显著。据此,从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充实基层政府财力;提高公共服务类指标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加强各县(市)政府间的合作,实现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向统一市场整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环境污染问题研究

立足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制度背景,结合我国环境污染的特点,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理论,考察了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及带来的环境问题。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加剧了污染物排放、加重了环境负担;第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而引发的FDI竞争行为,加深了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第三,财政分权度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日本财政分权实践对化解我国县乡财政困难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夏普三原则",日本对三级政府间的职责范围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财权划分上,日本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划分以税源划分为基础,由法律规定,按税种划分国税和地税.日本地方住民税的设置充分体现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具有完善法律依据且规模巨大的日本地方交付税对平衡地区间财力、确保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论文基于日本的财政分权实践经验,就化解我国县乡财政困难提出了政策建议.     

改进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中长期考虑与建议

省以下财政体制是国家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对地方财政体制的贯彻和延伸。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框架，本是出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体制的要求，但目前过渡色彩很浓重，合理化程度和规范性都不高。从十年来的运行情况看，现行体制在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调动各级政府理财的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省以下的现状是各地不一，稳定性差，包含地方各级间许许多多复杂而易变的“共享”与“讨价还价”，靠近基层的一端．往往干脆实行旧式“包干”办法，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后．仍有些地方层级间继续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各自收入。财政运行中也出现一些新问题，突出表现为在全国财政总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基层财政困难加剧，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缺陷和问题，更是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基层财政解困:一个财政体制变迁的分析框架

基层财政困难已影响到部分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层财政陷入困境的最直接根源是财政体制不规范,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解困的根本出路在于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财政体制创新.但财政体制变迁不能局限于边际微调,须考虑政府财政级次问题.本文提出推行"省管县"体制与撤消乡镇级政府两项改革,将政府层级由五级简化为三级,对应形成三级财政.并以这三级财政为架构,重新设计财政体制,合理配置政府间事权财权,以推动基层财政彻底解困.     

减贫视角下的财政分权改革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关于财政分权对减贫影响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云南省省情,运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云南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云南省与中央财政支出分权度越高则人均GDP增长越快;省以下财政自给率、收入分权度与贫困发生率之间也呈现负相关;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由此笔者从提升地方财政分权水平、财政自给率,以及加快配套体制改革等角度对云南省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建议。     

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

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探究了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的减排效应,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水平,意味着财政和环境的分权治理并不利于中国生态环境优化。引入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则表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即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有利于降低中国环境污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