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案件侦办中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新问题研究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统称＂两个证据规定＂,施行以来,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办既是机遇也提出挑战,尤其在司法实践中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过程中,出现了若干新问题。因此,在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程序和实体进行评述的基础上,通过对案件办理中新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应对措施和立法完善建议。     

谈违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诉讼中的原则、制度是为了给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诉讼参与人事提供从事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根据。在各种原则、制度中，收集、审查、认定证据的原则、程序和规则最为重要，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并决定着刑事诉讼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活动就是围绕着收集、审查、认定证据而进行的。收集证据的行为不合法，必将导致违法证据的产生，而在审查、认定证据时不排除违法证据，也不一定会影响刑事诉讼的正当和效果，使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损于司法的公正性，失去法律的权威。因此，实行违法证据排除制度并确立适当的排除原则，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司法的公正，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死刑案件被和解的非正当性分析

轻微刑事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就此基本达成共识，重罪案件和死刑案件可否适用刑事和解理论界争议颇为激烈。文章主张死刑案件不能和解，死刑被和解将违背我国死刑适用的宗旨，破坏死刑适用的标准；死刑案件和解严重背离了罪行法定原则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符合刑事和解的应有价值；容易滋生新的司法腐败；其本质是国家推卸本应承担的对被害人的救助责任；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也并非控制死刑适用的良策。     

论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及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过程,就是人民法院通过对行政诉讼证据的审查,判断当事人请求是否正确的过程。行政诉讼证据是指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行政诉讼证据是影响行政诉讼胜败与否的重要因素,因而认清证据的性质,认识证据的特点和分类,对于我们正确审查和判断证据以及掌握行政诉讼中的主动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的强制调查权

行政公益诉讼中,强制调查权的缺失导致检察机关倾向于取证容易的案件,人为地缩小案件范围,也无法应对突发性公益案件的证据固定,不利于实现行政公益诉讼预防性要求。强制调查权派生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也由其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全面承担举证责任的现实决定。为了防止检察机关利用强制调查权干预行政权,应当完善强制调查权启动程序,设计检察委员会集体决策和上级机关审查决定制度。     

论中国特色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首次明确地确立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国特色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该原则既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又合理地借鉴和吸收了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理论成果和有益经验,并赋予其符合我国国情的内涵,既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该原则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自由心证制度的争论,解决了民事审判实践中法官审查判断证据所面临的困惑,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对死刑适用有关问题的探讨

死刑作为最古老的刑罚手段之一,其适用问题一直是刑事法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当今世界,废除死刑的呼声愈来愈烈,已成为一种趋势性的选择.基于现实国情的限制,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具备废除死刑的务件,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少杀、慎杀"的基本观念已经为刑事政策所确立.本文主要结合办案实践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对死刑案件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如何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有效限制死刑,提升死刑案件质量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论技术性证据的司法审查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证据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获得的＂技术性证据＂已经成为诉讼中的重要证据。中国目前无论是诉讼证据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对＂技术性证据＂的规范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加强对技术性证据相关概念和审查制度的研究是中国证据制度发展的必然,也是目前中国法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经济犯罪死刑废除及刑罚完善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修正案(八)》取消了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无疑是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中迈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步,为全面废除经济犯罪乃至死刑制度奠定了基础。经济犯罪设置死刑明显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的谦抑性等,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势在必行。     

刑事冤错案的揭示:原因及防范

正刑事冤错案的发生与案件自身因素、证据因素、人为因素、制度因素与制度之外因素有关。因此,防范刑事冤错案的发生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审判法官来说,影响刑事冤错案最核心的因素是证据因素,这是由证据是诉讼中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笔者在对近年来刑事冤错案的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几个典型案例引出刑事冤错案件的揭示过程,进而从证据本身存在虚假可能、证据运用存在错误分析和证据制度存     

证据与证据材料——后现代视角的法理解释

利用后现代法学的视角，通过分析和区别证据材料和证据，论证二者在诉讼法上的分离。叉通过对目前几种典型证据概念学说的评析，努力从理性和非理性相统合一致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诉讼证据。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在“根据说”的基础上引入两个参数变量——证据的基本属性和证据标准，诉讼证据是指符合一定标准经法庭程序质证审查并最终使法官对案件事实形成心证的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     

关于死缓完善问题的思考

死缓制度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是依附于死刑的一种变通执行方法,包括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地免除死刑的执行和附条件的执行死刑。死缓制度作为我国一项特有的刑罚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其弊端也日益凸现。文章试就死缓制度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浅说

根据一些同志的看法,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方式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法院管得过多.我国法院不仅仅对起诉的案件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而且还必须进行实质上审查,法院掌握了我国整个审判活动的指挥权.由于法院包揽了诉讼,在开庭前就对案件的证据和事实进行收集和调查,很容易预先就形成处理案件的看法和方案,导致把法官的主观意志强加于整个审判过程.2、控审双方关系过分密切.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强调公检法在职权分工的前提下,为完成惩罚罪犯的任务,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要互通情报,密切协作,相互支持.这对打击和惩罚犯罪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这却使得控审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过分密切,在实际工程中常常力求保持趋于一致,案件一旦开庭,     

关于商标侵权案件中鉴定结论的性质及采信的注意事项

厂家鉴定结论作为商标侵权案件中的一类特殊证据，是认定是否存在商标侵权的关键。严格从证据分类看，该鉴定结论在证据性质上相当于“证人证言”，而非证据法中的鉴定结论，况且在很多商标处罚案件中，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往往也是举报人。如果行政机关一味放弃审查职责而径行采纳作为定案证据，不仅不符合证据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对于商标权人鉴定结论的采信应当秉持审慎的态度，通过建立有效的采信规则来发挥其证明价值。     

以国际视野看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实质审查标准

我国《反垄断法》就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审查经营者集中案件时应当运用的实质标准仅作了原则性的、概括性的规定，其它规范性文件对此也未能作出完整的补充，该领域的规范体系不但留有空白，也有许多条款需要改进。本文通过整理、归纳国际上关于企业并购控制制度中的实质审查标准的成熟做法与先进经验，将相关审查标准进行粗线条的梳理，为搭建我国经营者集中实质审查标准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思路提出一些建议。     

大陆与台湾死刑制度比较分析

尽管大陆与台湾地区都保留死刑,但两者的死刑制度还是有所不同.在死刑适用对象、死刑适用程序,大陆和台湾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此外,台湾地区没有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大陆可以借鉴台湾死刑适应对象制度,而台湾地区则可以借鉴大陆死刑适应程序和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税务约谈制的比较研究与思考

随着我国税收环境的变化,税务稽查领域存在着三大冲突,即税务稽查案件的激增与税务稽查资源有限性的冲突、税务机关调查取证权的有限性与税务案件较高的证据标准的冲突、稽查工作阻力大与稽查工作高效率要求存在冲突。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有助于解决上述冲突。国外类似制度的具体规定,对我国税务征管中约谈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若干问题研究——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为核心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任务和检察机关独特的法律地位、权力运行的特点及优势,决定了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为核心。在研究分析该机制在信息传递、案件移送、证据转换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完善信息畅通机制,以强化监督为保障完善案件移送制度,以刑事公诉为中心完善证据转换制度的对策建议。     

论非法证据被确认后的补救方法

两个证据规则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证据运用做了规定,其中对非法证据被排除适用之后的补救措施没有做具体的规定,但是从查明案件事实的角度出发,的确有必要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采取何种补救措施,需要针对具体证据的非法性的特征来确定,总的原则是需要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能够涤除非法取证行为造成的对证据能力的污染,不形成新的非法证据。     

对我国卧底侦查所获证据的制度构建微探

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卧底侦查的规定比较简单和零散,但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侦查手段,在肯定其证据能力的前提之下,我国应尽快明晰卧底侦查的法律界限,构建相关配套制度,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运用卧底侦查,从而侦破更多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