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现阶段,城市贫困群体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日益凸显的严重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城市贫困群体问题,促进和保障贫困群体的就业、生活与福利,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容回避的问题。本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城市贫困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城市反贫困的一些应用对策,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城市贫困研究提供借鉴。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东北地区是我国资源型城市密集分布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当地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渐枯竭。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贫困问题日益显现。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贫困问题既关系到当地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稳定,又关系到东北振兴的大局,应引起高度重视。面对日益恶化的资源型城市贫困状况,文章对东北地区部分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贫困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职业技能培训、生态环境整治、体制创新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对其城市贫困提出了解决对策。     

居民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

贫困与扶贫是一个世界性话题。贫困问题解决不好,必然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对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就势在必行。本文从论述贫困的涵义出发,将贫困进行分类,着重从相对贫困和城市贫困角度探讨当前我国居民贫困出现的问题,并指出贫困研究的实际意义,为我国居民扶贫提供相应的对策,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城市居民贫困现象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农村贫困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有5000多万家农民仍未解决温饱问题。相对而言，城市贫困问题则很少有人关注。但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多，城市贫困日益突出起来。消除贫困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我们应当避免国家在接近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又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贫困问题。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城市贫困不同于农村贫困，它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且表现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研究与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的制度建构

当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 ,城市问题日益显现 ,城市贫困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广泛存在着。本文从我国城市反贫困的现实入手 ,建构了一个我国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的制度框架。作者认为 :我国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的制度建构 ,对于缓解乃至消除贫困 ,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贫困成因:中美两国的对比

基于宏观层面,从社会制度、政策因素、结构调整、转型背景,以及剥夺、排斥和贫困文化等侧面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及发展的作用因素,以期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我国城市今后的减贫思路.如何切实避免类似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贫困文化对于我国的城市贫困治理和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现状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城市贫困群体逐渐成为一个特定的阶层.如何缓解贫困群体的贫困状况,将其重新组织到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不仅关系到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能否顺利进行,而且影响到未来社会的结构形态.在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现状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我国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对策.     

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贫困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和农村地区的贫困。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1992年以后我国城市贫困开始显现,且规模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始料未及。作为一项重要的反贫困措施城市低保制度一出现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章综合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城市低保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从城市低保保障标准的测定、低保制度面临的问题与解决对策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析,以期利于城市低保制度乃至统筹城乡的全民低保制度研究的展开。     

城市贫困的非制度因素分析——以昆山市为例

我国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城乡贫困差距日益扩大,本文选择江苏省经济比较发达的昆山市作为例子,从非制度的视角来分析城市贫困形成的原因,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     

不同国家应对城市贫困问题的经验及启示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越过50%,进入城市型社会,逐渐的转型使得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而城市贫困问题并非中国个例,世界上处于城市化各个阶段的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不同特征的城市贫困问题。该文选取英国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巴西和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以这四个国家为例,对其若干城市贫困治理的政策和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提出对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启示。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SUBJECTIVE POVERTY IN URBAN CHINA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s have substantially changed the Chinese economy. A policy of "allowing some to get rich earlier" clearly has benefited some regions of the country more than other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changes in regional urban poverty during this period of policy transition. Our approach is based on survey responses to minimum needs (i.e., the "subjective method"). For the richest (Coast) and poorest regions (North West) we find unambiguous declines in poverty between 1988 and 1995 for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For the Central and South West regions we find that changes in poverty over time are sensitive to both the poverty line selected and the poverty index employed.     

农村养老保障：从“家庭”到“社会”

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长期向城镇居民倾斜,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核心内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给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阶段,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从农民养老保障的客观需求出发,顺应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向社会化方向转变的必然趋势,致力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贫困的分解,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城市住户分组数据,深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因素对中国1991-2009年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起决定性作用,但收入分配恶化对城市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2)收入水平越高,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小。因此,我国今后的城市减贫,应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重点。     

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贫困率呈上升趋势,本系统地分析和阐释了城市扶贫战略的社会意义、城市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城市扶贫制度创新,认为在城市反盆困战略中,应选择以绝对贫困人口为对象、满足贫困人口基本需要为核心的城市扶贫战略。     

基于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与信用制度构建

信用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一大痛疾正是社会信用的缺失。本文首先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信用,然后分析了文化传统与信用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了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对信用制度建设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构建适合我国文化传统与国情的完善的社会信用机制的策略,这对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信用经济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城乡差异和人口流动中的收益与风险机制

本文根据城乡差异导致农村人口流向这一社会现象出发,利用社会收益与风险进行比较分析,表明城乡社会收益与风险的分配不均是人口流动的根源所在,通过人口流动这一再分配过程减少收益与风险梯度差,使城乡收益与风险的分配达到Pareto最优状态,从而不断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对我国"旅游扶贫"的几点思考

无论从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来看,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具有发展旅游业的独特的优势。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实行旅游扶贫的政策,十几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今,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中央要求中西部地区努力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旅游扶贫”呢？本文从怎样理解“贫困”;旅游扶贫是否一扶就灵;旅游扶贫与政府的关系;旅游扶贫与可持续性发展;旅游扶贫与创新等五个方面对贫困地区如何发展旅游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结克服“贫困陷阱”经验开启新时代现代化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发展理念重要方略的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告别了贫困，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能够使我们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四个自信”，为解决人类问题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化趋势和模式:1988—2002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中国城镇绝对贫困的变化趋势。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城镇贫困都在显著减少。198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但此后基本保持稳定。分析收入和贫困决定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教育、性别和中共党员等特征扩大了收入差异。来自政府反贫困措施的生活困难救助对减少城镇贫困影响很小。城镇贫困的缓解几乎完全归因于经济增长而非收入再分配。     

The role of constitutions on poverty: A cross-national investigation

We construct and use a new historical data set on economics and social rights from the constitutions of 195 countries and an instrument variable strategy to answer two important questions. First, do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provisions in constitutions reduce poverty, measured as headcount income and health outcomes? Second, does the strength of constitutional language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matter?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can be framed either more weakly as directive principles or more strongly as enforceable law. Our results suggest three findings. First, we do not fin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constitutional rights generally framed and poverty. Second, we do not fin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framed as directive principles and poverty. Third, we do find a strong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framed as enforceable law and poverty when we use legal origins as our IV. These results persist for indice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also when we restrict the sample to non-OECD countri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framed as enforceable law provide effective meta-rules with incentives for policymakers to initiate, fund, monitor and enforce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