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利用FDI质量的实证研究——基于FDI企业出口外部性的视角

FDI企业出口外部性即时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是衡量东道国利用FDI质量的重要内容,运用回归分析和panel data模型研究FDI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数量、结构和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在FDI企业出口影响内资企业出口数量方面的FDI利用质量高,而在FDI企业出口影响内资企业出口结构和竞争力方面的FDI利用质量低.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自主创新能力与出口贸易结构——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经验考察

以往对FDI技术外溢在中国的效用研究时,往往忽视本土自主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实证结果可能会产生偏差,造成对FDI技术外溢效用的高估。笔者通过1998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在控制了自主创新能力变量之后,FDI技术外溢并未表现出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显著性的正面影响,而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改善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通过引入两者的交叉项,发现FDI技术外溢与自主创新能力对提升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协同效应显著。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及技术吸收能力将会大大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于外资的利用将要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     

FDI在行业内与行业间的出口溢出效应分析——基于中国微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4—2007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FDI对同行业和上下游行业的内资企业出口增长的贡献。通过采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及Heckman样本选择纠正模型,我们发现了FDI具有正向的行业内和行业间出口溢出效应。除此之外,我们还分别考察了内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外资是否出口对FDI出口溢出效应的影响。     

物流发展、FDI与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部六省1994-2012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对物流发展水平指标提取主成分,发现中部地区物流发展综合水平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入世后得到迅猛的发展;采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测算的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出口贸易结构正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演化。借助SVAR模型实证表明:中部地区FDI与物流发展水平及出口贸易结构之间呈现了良性互动效应,但物流发展水平只是与FDI显现了互动,而未能有效促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在吸引FDI促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方面,物流依然是中部区位优势中的一块短板。基于实证结果的启示,文章最后提出中部地区应考虑将提高区域物流信息化水平、实现区域物流一体化及标准化等作为政策的着力点,改善物流业软环境,才能更好地吸引FDI有效推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及出口贸易结构优化。     

中国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工业行业1999年～2003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和固定效应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部门中FDI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技术水平差别不大的竞争性行业中,内外资企业间的竞争有助于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这种竞争对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内资企业的示范模仿行业中,FDI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正效应,不过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欠缺却削弱了技术溢出的正效应。     

市场化、FDI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基于Quantile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运用Quantile方法对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FDI技术溢出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市场化因素情况下,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国内市场环境的改善能促进FDI技术溢出效率,同时FDI也能促进国内市场环境的改善,但是这种相互作用只有在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0.5—0.75分位数时才最明显。     

FDI技术溢出空间性与地区生产率增长

本文在考虑了技术溢出具有空间特性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0年各省工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本地区内资企业以及其他地区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论表明,FDI在地区间也能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度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而内资企业活动并没有在地区间形成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本地的FDI还是异地的FDI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FDI对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利用江苏省1993-2011年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总体和内部结构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以探究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文章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了：FDI促进了江苏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内部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增长,反映出FDI促进了江苏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即FDI是江苏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最后,文章提出了一些江苏合理利用外资以促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FDI行业间技术溢出与“挤压效应”:基于广东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广东工业行业数据运用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广东内资工业部门和国有内资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进行测算。在控制R&D情况下,明确区分和分别测定FDI技术溢出的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并从FDI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市场导向性两个细分层面进行更深入研究。结果发现:FDI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有正向作用,但仅限于国内市场导向型FDI,作用对象仅是非国有内资企业,传导途径主要是技术进步;FDI通过水平方向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挤压效应",但"挤压效应"主要存在于内资非国有企业。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2001—2007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外商直接投资（下文简称FDI）的相对数据指标,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考察FDI对中国环境的整体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DI规模的扩大促进了行业排污强度的改善;FDI结构上资本密集度的强化则加剧了行业污染;FDI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促进了工业行业排污水平的下降。     

技术差距、FDI知识溢出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检验

笔者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FDI知识溢出、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R&D活动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并由此推动了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但相对于内资企业自主R&D投入而言,FDI渠道的知识溢出对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于FDI知识溢出、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非线性影响。     

FDI对内资汽车企业的影响与对策

近十年来,伴随着FDI的大量流入,中国汽车行业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在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成为世界汽车产销量最大的国家。数据分析表明,FDI在这一进程中对中国内资汽车企业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显著影响。一方面,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但另一方面,中国内资汽车企业在关键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上的欠缺日益显著,核心汽车配件严重依赖于外部购买。因此,中国要成为汽车强国,必须加大研发投入,重视和吸引人才,加强自主研发,特别是汽车零部件的自主研发,不断推进汽车产品的升级和换代。     

创新经济视角下FDI强度与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关系

立足创新经济视角,利用2001-2010年FDI强度和科技创新数据,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3SLS法进行了系统估计,对FDI强度、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研发投入等因素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过程中劳动力和资本是企业提高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资本的创新产出弹性更高;FDI通过技术外溢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水平产生显著正效应,其效应大小与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性互动有关;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对其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内外资企业在研发领域的竞争性互动可以促进双方创新水平的提高,其中外资企业在创新竞争中的反应能力强于内资企业。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创新经济视角下FDI强度与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关系——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与系统估计的实证研究

立足创新经济视角,利用2001-2010年FDI强度和科技创新数据,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3SLS法进行了系统估计,对FDI强度、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研发投入等因素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过程中劳动力和资本是企业提高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资本的创新产出弹性更高;FDI通过技术外溢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水平产生显著正效应,其效应大小与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性互动有关;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对其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内外资企业在研发领域的竞争性互动可以促进双方创新水平的提高,其中外资企业在创新竞争中的反应能力强于内资企业.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和ODI出口贸易效应比较——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FDI(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和ODI(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直接投资发挥出口贸易效应的两个方面,两种贸易效应的差异变化反映了中国贸易结构和方式的变化.通过对FDI和ODI同一时期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建立长期均衡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发现长期内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大于ODI,短期内FDI对出口贸易均衡的冲击大于ODI;长期来看,需求因素是FDI和ODI发挥出口贸易效应至关重要的媒介,ODI出口贸易效应对需求因素的依赖大于FDI,但短期内需求因素的冲击消失.FDI和ODI需要进一步适应需求和现实,实现贸易效应的平衡.     

FDI流入对中国内资企业就业和工资水平影响的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1~2003年经济普查数据,从企业层面就FDI流入对内资企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表明:FDI流入对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正面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但有别于以前结论的是,企业层面FDI流入对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外资的进入可能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抵消通过关联效应带来的就业增加。所有制、创新能力和出口倾向也是影响FDI流入对内资企业就业和工资水平产生效应的重要因素。     

制造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FDI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直接溢出能有效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间接溢出则会挤占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行业间后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且明显地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间前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但微弱地抑制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就业的影响

2005年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始终处在升值通道内。经典国际经济理论表明,汇率的变化会通过对贸易总量、贸易结构、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影响就业。本文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上不同类型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可能受到的影响。基本结论如下:第一,工资刚性条件下,人民币升值对就业总量的影响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即"倒V形"态势。当人民币在一定幅度内升值时,各种类型劳动力的就业都有所增加,增加幅度的排序依次是中等技术水平劳动力、高等技术水平劳动力和低等技术水平劳动力。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时,三种类型劳动力的就业都有所下降。第二,如果假设基期劳动力被充分使用的条件下,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增加,高等技术水平劳动力、中等技术水平劳动力和低等技术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基本呈现出"倒V形"的趋势,但工资下降的速度明显快于上升的速度。第三,在工资刚性的条件下,人民币在一定幅度内升值,内资企业的就业上升,超过一定幅度后,就业下降,表现出"倒V形"的态势;而对于外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则就业下降。从假设基期劳动力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更容易看出劳动力在内资和外资企业之间的重新分布:内资企业吸收了来自于外资企业中减少的劳动力需求。根据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一,人民币升值导致的贸易结构升级增加了对中等技术水平劳动力和高等技术水平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中等技术水平劳动力的需求更加旺盛。因此,快速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是应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第二,内资企业是稳定就业的主要力量,鼓励内资企业的发展,重点在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是吸引就业的主力军,推动非贸易产业的中小企业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     

不同发展阶段出口学习效应比较——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例证

基于1998-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统计信息,本文利用倍差法考察了入世前后出口贸易对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发现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依赖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实证结果证实:尽管出口贸易对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影响在中国加入WTO后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分样本估计的结果还显示,外资企业和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学习效应下降最严重,入世后它们的出口学习效应几乎不存在。因此,要想实现中国出口贸易的长期、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重视出口结构的优化,鼓励内资企业"走出去",提高引入外资的质量,实现出口产品的技术升级。     

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实证分析

关于FDI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做出大量的实证分析。但遗憾的是,分析的结论不一、较为模糊,因此难以具有普遍适用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章综合利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选取1987年至2006年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中国服务业FDI流量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FDI是服务出口贸易变化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以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