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碳减排如何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的空间计量分析北大核心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碳减排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关联性,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多呈现“高—高”集聚,西部欠发达地区多呈现“低—低”集聚。(2)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二者关系存在倒“U”型,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3)环境规制政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4)碳减排能够有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金融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融资租赁空间集聚的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融资租赁是金融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其行业发展呈现：高速增长但发展水平较低,区域极度不平衡的同时向特定地区集聚。基于2007-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融资租赁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融资租赁存在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并且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创新产出均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低集聚区域促进效应不显著,而高聚集区域具有显著性,说明空间集聚是创新效应显著性发生的重要原因,这是理解“融资租赁—创新”效应显著发生的关键。进一步地,对高集聚区域的Marshall和Willianson效应检验发现,Willianson拐点已出现,意味着融资租赁发生了过度集聚。鉴于此,在低聚集区域,应坚持引导租赁企业空间集聚策略;而在高集聚地区,需要构建金融、信息、信用和人力资本的有机生态系统,充分挖掘融资租赁的集聚效应以延缓Ｗillianson拐点。     

江苏省县域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经济学解析

在对县域城市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进行讨论的基础上,以县域为单元分析了江苏省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对其成因进行了经济学解析。研究表明,江苏省县域城市生活质量总体呈现出南高北低、南北内部高低交错分布的空间分异格局;各分指标的空间分异情况不尽相同;同时生活质量表现出在苏锡常地区"高—高"集聚,东北沿海地区"低—低"集聚,南京地区"高—低"集聚的特征;受到当前中国所处的快速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城市生活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强弱,表现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城市生活质量一般较高。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地方政府应加大提升城市生活质量方面的财政支出,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各方面的提高,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环境税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7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各省域环境税及产业结构的空间相关性与局域集聚特征,基于4种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误差模型,考察环境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结果表明：(1)通过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证实环境税及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具有“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特点;(2)从全国样本回归结果来看,环境总税费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优化,其中排污费效应不显著,资源税、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存在显著负效应,而城镇土地使用税则具有显著正效应;(3)从分区域样本回归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因此,文章从“制定差异化环境税政策”“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协调”“规范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的污染集聚空间效应

文章利用长三角41个城市的数据,计算污染地理集聚指数、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转移指数,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环境规制的污染集聚空间效应.结果 表明,环境规制及其与产业转移的交互作用可以减缓本地城市的污染集聚,而相邻城市的环境规制和污染集聚会加剧本地城市的污染集聚.城市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心城市以显著的概率降低污染集聚,外围城市以显著的概率提高污染集聚.由此,可以采取统一法治框架,防止以邻为壑;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优化环境资源配置;融合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抑制污染集聚等措施,实现"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的时空集聚效应研究

创新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基本属性，创新质量决定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质量。科技园区促进区域产业集聚，集聚显著影响科技园区创新，但缺乏对“一区多园”创新质量的综合集聚效应研究。由此，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指标体系，在分析中关村科技园区3种集聚模式的基础上，建立集聚模式对创新质量影响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以2006—2017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等相关数据为基础，研究不同集聚模式与创新质量的时空效应并对其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呈现显著时间循环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各园区创新质量空间集聚存在高-高、低-低等模式并随着时间推移发生跃迁。所有园区受到正向显著的专业化集聚影响，大兴-亦庄园受到负向显著的多样化集聚影响，而房山园、密云园和延庆园受到的多样化集聚影响不显著，海淀园、朝阳园、大兴-亦庄园、东城园、西城园、通州园、门头沟园和顺义园受到市场竞争集聚效应的影响。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11—2018年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并探究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内部差异明显,上海一直处于最高水平,江苏、安徽呈波动上升趋势,而浙江呈下降—上升趋势,局部空间格局由较低、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上升为较低、较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整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科技投入水平对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具有正效应,而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和对外开放水平呈负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空间溢出的效应研究——来自全国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为揭示工业污染的空间溢出规律和环境规制的空间梯度效应,文章以2003—2016年我国285个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热点分析、莫兰指数、空间杜宾模型、工具变量等方法分析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的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工业污染具有向环境规制弱地区集聚的趋势,主要集聚在华中和华北地区,工业污染热点区和次热点区由华中华北地区向全国其他地区蔓延,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已有多个城市成为工业污染热点、次热点区。②工业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相较于2003年,2016年工业污染的空间依赖性更强,说明工业污染的空间溢出具有加剧的趋势,部分城市存在"污染避难所"的风险,需要引起地区政府的高度关注。③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距离上呈现为"倒U"型关系;在150 km范围圈内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的溢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随距离衰减;由于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具有"挤出效应",在150 km以外环境规制的作用发生逆转;450 km以外环境规制的溢出作用不再显著。     

工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的研究

基于外部性理论,利用2009—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全样本和区域分样本两方面探讨了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性,分别呈现出“一损俱损”“荣辱与共”“一荣俱荣”的城市群特征;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和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影响,且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但对于不同的研究样本,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对于处在“一损俱损”“荣辱与共”阶段的城市群,应聚焦主要问题,通过发展主要方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向“一荣俱荣”城市群转变。     

旅游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吗?

针对现有文献缺乏旅游减贫多维效果及空间效应研究,本文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运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教育、医疗、生活与环境五个维度的贫困减缓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共同构成的综合嵌套矩阵的基础上,分别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发展对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效应。主要结论有:(1)十年间,中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较好地揭示出区域间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十年间,各维度的减贫效果亦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明各维度减贫效果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3)十年间,旅游发展对经济、生活、环境等维度的贫困均具有显著减缓作用,更重要的发现是旅游发展在这三个减贫维度上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发展对教育、医疗两个维度上贫困减缓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4)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分析,旅游发展对经济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步递减规律;旅游发展对生活减贫维度和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出由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渐增大特征。最后,论文就旅游减贫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SO2平均浓度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关联特征

厘清区域产业集聚与空气污染的关系与机制,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矛盾的前提与基础。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探讨产业集聚与SO2平均浓度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再通过构建空间面板STIRPAT模型,对这种空间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2011—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SO2平均浓度存在正的空间关联关系,制造业集聚、两种产业协同集聚度同SO2平均浓度存在负的空间关联性,但是关联性不显著。单一产业、两种产业协同集聚与SO2平均浓度的关联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能加剧空气污染,制造业集聚、产业协同集聚度则可一定程度上缓解空气污染,但这种关系不显著;单一产业及协同产业集聚对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明显的。     

制造业质量提升的空间关联及传递机制研究

面对区域制造业质量发展不平衡问题,运用贝叶斯插补法测度2000-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质量提升率,利用VAR模型和Granger检验识别省际质量提升的空间溢出关系,并在社会网络分析框架下揭示网络结构特征和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质量提升关联网络呈交互性和全局化发展态势,网络结构稳定、流通性较好但紧密度不高,存在局部中心化现象;贵州、内蒙古、江苏、浙江的质量整合力和对外辐射力较强,属于中心行动者和中介桥梁;质量提升关联网络可分为4个功能板块,分别隶属于经纪人板块、双向溢出板块和主受益板块,呈现出东高西低态势;质量提升的传递机制具有联动特征,东部地区是质量提升动力源,与西部、北部地区形成良性互动并发挥引领作用。     

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以“十四五”规划布局的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为对象,结合模糊集合思想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遥感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格网化数据集,通过应用投影寻踪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探索性空间自相关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测度2013—2019年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整体发展态势、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整体呈现以递次转移为主、跨级转移为辅的演化特征;协同性欠佳,城市群间异质化、城市群内同质化特征逐渐显现;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由弱到强的空间集聚特征,以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次之的局域空间集聚特征始终存在;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三大集聚的“高地连绵区”和东北、西北两大“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发展态势,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密西疏空间关联格局已经形成。     

沿海地区金融空间关联的经济效应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金融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助推器,对其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经济效应准确识别,是沿海地区发展蓝色经济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建立金融发展空间关联网络识别区域的金融空间关联关系,基于此设计金融关联空间权重矩阵,对金融空间关联的经济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山东省城市间金融发展具有稳健的空间关联性;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正向促进效应,金融发展能有效拉动本区域经济状况,对周边区域经济正向拉动效应相对微弱。建议从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强城际间金融交流合作,鼓励金融创新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金融发展正向溢出效应,拉动沿海地区蓝色经济向好发展。     

民间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民间投资作为政府投资的重要补充,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以环境规制为中介变量,运用Stata15.0软件和Matlab2016软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1999-2016年民间投资和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数据,在K阶近邻空间权重矩阵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显著空间集聚效应;单一的民间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因民间投资目前主要集中在产业低端,与环境规制结合时并未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为此,应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民间投资有效供给;建立环境倒逼机制,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发挥区域协同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基于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进步能否作为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中介变量,稳健性检验保证结果可靠性。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2)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水平能在地区之间相互溢出,经济集聚可以促进技术进步。(3)经济集聚不仅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直接影响,又能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发挥间接的抑制效应,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paper uses spatia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s to analyze the two-way mechanism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he results, based on data from 285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4, show the following. (1) Not only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but FDI tends to flow to a city with more relax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also trigger the near transfer effect of FDI. (2) FDI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FDI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 particular city. (3) Although multinationals choose a city with more relax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hen they invest in China, FDI inflows have increased both the number and severity of 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dicating that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does not hold in China. (4)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bot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DI in cities. In China, there is also a local competi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lbeit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