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机会不平等水平与特征研究*——兼论城市规模的影响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本文依托Roemer的“环境—努力”二元分析理论，采用事前参数法，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度近年来我国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对机会不平等进行了分解，分析了户籍、家庭、性别等因素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探讨城市规模、城市的区位差异和行政等级差异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呈上升趋势，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存在明显上升的地区差异，在城乡、性别和年龄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且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型关系，直辖市、省会等高等级城市倾向于有更低的机会不平等水平。     

努力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测度与比较

本文致力于检验当全体居民的努力提高之后,由外部环境差异导致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能否显著降低,从而回答"努力能否改变命运"的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将CGSS样本按出生年代划分为"50后"、"60后"、"70后"和"80后"四个群体,采用基于随机参数Logit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构造所有个体均付出最高努力时的"反事实"收入分布,测算并比较实际收入分布和"反事实"收入分布的机会不平等指数,从而检验努力提高能否改善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程度。结果显示,四个出生年代居民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占比达到35%-43%;当所有个体的努力达到最高程度时,"50后"居民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仅降低4.98%,"60后"和"70后"居民机会不平等的降幅高达50%左右,而"80后"居民机会不平等则降低22%;优势和劣势环境群体因努力程度提高而实现的收入增长幅度不同,是不同出生年代机会不平等指数降幅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政府应致力于弱化外部环境的影响,提高努力的回报,对因外部环境不利而陷入贫困的居民进行重点救助,为弱势群体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创建足够的平台和畅通的渠道。     

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

消费不平等可以反映居民之间真实的福利差异.本文利用1989-2009年CHNS数据,对耐用品存量消费不平等进行了度量和出生组分解,探讨了耐用品存量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并与收入不平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消费不平等一直大于收入不平等,但消费不平等不断下降而收入不平等却日益上升;20世纪70年代出生组具有更高的收入不平等和更低的消费不平等;无论是分时期还是分城乡,收入不平等都是消费不平等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高等教育扩张与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2015年数据,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这一政策冲击,研究高等教育扩张对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扩招总体上缩小了阶层间相对教育机会不平等,在变换了出生队列分界年、度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仍然成立。扩招引起的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缩小仅发生在省属高校,扩招对教委直属或部委所属高校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而在地区所属高校中扩招反而扩大了教育机会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扩招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与家庭经济能力、人员和信息流通以及家庭教育背景有关。     

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预期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梦"的提出,对于居民社会流动预期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对于社会流动预期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文章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背景之下,研究我国机会不平等对居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表明:机会不平等作用于社会流动预期的总效应为正,即当前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越显著;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家庭背景条件较差、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非农业户籍群体中更加显著.文章认为,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背景下,人们预期未来机会不平等程度会下降,导致机会不平等直接效应的不利影响受到间接效应的抵消,从而出现上述看似"有悖常理"的结论.实证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间接效应的存在.因此,相对于当前现实存在的机会不平等,人们对未来机会不平等变化的预期对其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部门应当在贯彻落实公平政策的同时,实施必要的预期管理,增强人们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使其保持对未来改革政策的乐观预期,从而维持当前较为良好的居民社会流动预期.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及其户籍影响

本文以CFPS家庭数据为样本,借鉴A-F多维贫困测算框架,重新估计了中国25个省份在教育、健康、医保、就业和收入等五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入户籍制度变量来解释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原因.研究发现﹕ 户籍制度本身隐含着对流入人口的制度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群体的自由流动和迁移,降低了个体外出寻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进而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多维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 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户籍制度影响个体多维贫困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 第一,户籍身份隐含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导致教育回报率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农民工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投入.第二,劳动者户籍身份的差异导致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不均等,但是就业机会不均等的影响深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将会逐步被削弱.第三,劳动力市场对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歧视依然存在,导致农民工落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更高.这也意味着,现阶段户籍制度所隐含的社会分割在改革进程中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因而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回报差距,是改善就业与收入机会不均等的关键.     

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审视与应对

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之时,有必要重新审视不平等问题。与收入不平等相比,消费不平等是对经济不平等更好的度量。因此,以消费不平等为研究对象,在对居民消费不平等进行多维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程度较高,城乡消费不平等呈现出倒U形走势,区域消费不平等不存在倒U形规律;收入不平等通过预算约束差异形成消费不平等;机会不平等通过代际传递和路径依赖形成消费不平等;制度因素通过消费机会和消费资源的分配形成消费不平等。缩小消费不平等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缩小收入差距外,政府还应努力促进教育公平、缩小人力资本积累差异和推进制度改革。     

机会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对城市住户收入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CHIP数据,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方法,本文发现,劳动者所处地区、所工作行业、性别等机会不平等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40%。工具变量法的回归分析还表明,由于家庭背景差异,贡献率最高的教育回报背后也存在着机会不平等。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消除社会不公,政府应该努力给每个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教育融资体制对代际流动性与不平等程度的动态影响：基于OL G模型的分析

传统的代际流动性研究并没有对代际流动性的短期值和长期值作有效区分,也未考虑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不确定性,因而“代际流动性越高则不平等程度越低”这一分析结论并未在中国的现实中呈现。文章据此通过构建一个代际交叠模型比较分析了公共教育体制和市场教育体制下的代际流动性。模型动态分析发现：(1)公共教育体制下的不平等程度的长期值比市场教育体制下更低。(2)代际流动性短期值的升高并不总是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当社会受到某种剧烈冲击时可能发生两者同升同降的情况。(3)政府进行激进式的教育体制改革会使人力资本收敛速率发生跃升,并且使不平等程度的短期值和长期值都增大,而代际流动性则会在突降后在逐渐收敛到新的更低的稳态值。(4)人力资本积累不确定性参数值反映了个体不可观测的技能或先天禀赋,是影响代际流动性和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因素。不确定性的突然上升会使不平等程度的短期值迅速上升,并且会使不平等程度的长期值达到新的高位,虽然代际流动性短期值也会迅速上升,但依旧会逐渐收敛到以前的稳态值不变。文章的研究有益于厘清代际流动性与不平等程度的复杂关系,也能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分析

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日益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归纳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并从制度层面上提出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对策建议。     

新古典模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持续不平等的动态演化

本文讨论了当个人劳动能力和偏好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分配的差异如何通过遗产机制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持续性不平等程度。论文分析表明：在偏好、个人劳动能力和个人收入的随机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整个经济系统存在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稳定不平等状态，而且，这种稳定的不平等状态与初始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一次性的产权配置都是无关的。最后，本文分析了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对持续不平等程度的影响，通过分析指出：从长期来看，在劳动能力和初始财富存在差异而偏好没有差异的情况下，征收劳动收入税比征收资本收入税更有利于改善由于能力差异所造成的持续不平等。     

平等、效率和社会稳定的整合选择

平等、效率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复合变量。我国平等、效率和社会稳定目标的整合选择取向，应当是在推进经济背景平等的过程中凸显教育对能力培养的杠杆作用，以阶层和职业的较充分流动创造更充分的机会平等，以不断深化的法治推动经济规则平等，应着重以经济机会和经济规则的平等，营造社会公正和效率含量更高的社会稳定环境。     

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问题研究进展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近年来国外收入分配研究越来越关注的机会不平等问题。理论上说,收入差异的机会不平等研究是以"内涵-政策-测度"为逻辑发展的:以因素划分为基础的机会平等内涵讨论是机会平等政策所需补偿原则和回报原则的理论基础,而当前最重要的四种机会不平等程度测度方法是这些内涵和原则在实证方法中的运用。实证方面,本文通过对调查和实验结果的总结发现,机会公平认知判断和机会不平等测度在不同国家得到了各种不同的结果,并根据环境的不同具有适用性的差异。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和政策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老年人健康的事后机会不平等——来自三种机会平等理论的新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LRS)以及2014年CHARLS生命历程调查数据,分别在Barry、Roemer和Swift三种情境下,测度老年人健康不平等和环境、努力、人口学特征因素的相对贡献,并探讨了其变化趋势和成因。结果表明：三种情境下,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测度和分解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环境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最大,环境和努力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较弱。2011—2018年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程度下降,2011—2015年环境因素对适应负荷不平等的贡献度增加。出生地区、儿时的健康与营养以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最重要的三个环境因素。睡眠和饮酒是最重要的两个努力因素。因此,改善儿童时期环境因素、干预老年时期生活方式均能有效缩小老年人健康差距。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作用机制。当前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各年龄阶段人群中呈现U型曲线特点,90年代出生的居民面临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即代际流动性较低。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分析了代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但实证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因此,政策改革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从而推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机会平等与财政转移支付

本文提出机会平等导向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优化设计思路,即转移支付应补偿处于不利环境的地方政府,但不应补偿公共服务供给努力程度不足的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运用Roemer和Moreno-Ternero的机会平等分析框架,以及中国2000—2006年地级市的数据,评估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机会平等效应,并对实现最优机会平等目标的转移支付配置方案进行测算。实证结果显示:(1)现有总转移支付有效降低了地方自有财政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程度,但与最优配置方案相比,总转移支付过度向东部地区倾斜,其政策效应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2)专项补助的机会平等效应最高,税收返还的机会平等效应最弱,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机会平等效应提升最为明显。(3)与最优配置方案相比,税收返还的区域配置最不合理,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区域配置相对而言最为合理。     

收入不平等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论证了收入不平等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数量关 系.首先构建了收入不平等和经常账户关系的两期模型,研究表明:低收入人群的跨期消费决策受到参照群体(高消费群体)消费外部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同时,收入不平等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与金融发展程度相关.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经常账户越容易产生赤字;当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低收入人群获得自由借贷的范围和水平受到限制,普遍推迟当前消费,进而导致经常账户盈余.文章还基于中国1980-2012年的统计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对收入不平等和经常账户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是造成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影响因素;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影响还受制于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

近年来，企业税负不平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一地区不同企业承担着差异化的税收负担，增加了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本文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会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财政支出竞争会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作用效果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并且主要作用于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作用机制表明，财政竞争会改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这会导致企业间税收征管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税负不平等。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在制定减税降费以及税收优惠政策时，尽量降低税负不平等程度以减轻企业税负痛苦指数；压缩税收努力的弹性决策空间，弘扬依法征税精神；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规范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遏制企业逃避税行为。     

从经济学的角度谈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已有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的讨论都隐含了这样一假设，即平等程度的提高一定会导致效率受损，或通过降低平等程度来提高效率总是有效的。即使不考虑机会不平等，仅结果不平等对效率的作用也是正负双向的，而正负两种作用综合所得结果不一定总是对效率有利。     

不平等来源、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

不平等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它会导致社会分化，影响社会关系。本文在实验室中构造了四种典型的收入不平等来源：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力和竞争机制。以此为背景，本文研究了个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来源对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分别有着怎样不同的影响，并尝试从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心理的角度对这一影响的机理进行解释。本文的主要发现是：自我财富水平并不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但自我财富相比他人财富越多，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他人财富相比自我财富越多，反社会行为水平越高；各类不平等来源可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优势不平等厌恶能够影响亲社会行为，劣势不平等厌恶能够影响反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