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居住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的抽样调查

农民工城市定居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城市居住环境直接影响定居选择。本文运用辽宁省调查数据,定量研究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环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环境显著好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混居概率更高,老一代与非同乡聚居概率更高;已婚农民工与同乡混居的可能性更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可能性越高;家属随迁及随迁家属中在学子女数,均对农民工居住的物质环境有正向影响,并提高了其与市民混居的概率;务工时间越长,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概率也越高。此外,职业类型、迁移距离也对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显著影响。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的变化: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从就业进入、工资影响因素和工资歧视三个方面对2001年、2010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的变化进行研究。对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比较发现,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大幅提高,与相同学历的城市本地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相似。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机制与城市本地劳动力正在趋同。2010年农民工面临的就业隔离比2001年大幅下降,而且在各部门内部小时工资的歧视也大幅下降。然而,当农民工进入公有单位时依然受到较强歧视,就业隔离依然存在,因此,城市劳动力市场需要进一步健全,仍需规范公有单位的用工和招聘制度。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从农民工流动所处的城市环境出发,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同阶段农民工流动方式分化的特点。认为在当前户籍改革促进农民工定居型流动的同时,经济门槛和素质门槛制约了定居型流动规模的扩大。并认为在城市对农民工的推力向市场作用机制回归的情况下,单一的户籍改革不能解决促进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化的所有问题,在户籍改革的同时应加强相关配套改革。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及其户籍影响

本文以CFPS家庭数据为样本,借鉴A-F多维贫困测算框架,重新估计了中国25个省份在教育、健康、医保、就业和收入等五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入户籍制度变量来解释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原因.研究发现﹕ 户籍制度本身隐含着对流入人口的制度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群体的自由流动和迁移,降低了个体外出寻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进而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多维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 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户籍制度影响个体多维贫困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 第一,户籍身份隐含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导致教育回报率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农民工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投入.第二,劳动者户籍身份的差异导致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不均等,但是就业机会不均等的影响深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将会逐步被削弱.第三,劳动力市场对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歧视依然存在,导致农民工落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更高.这也意味着,现阶段户籍制度所隐含的社会分割在改革进程中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因而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回报差距,是改善就业与收入机会不均等的关键.     

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就业是农民工进城谋生的基本途径，而就业稳定是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基本保障。利用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在构建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区域稳定性较之职业稳定性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普遍存在，且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职业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新一代、高收入和在小城市就业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区域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老一代、从事白领职业和高收入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     

户籍限制与集团企业创新——基于人力资源配置的视角

本文基于张吉鹏和卢冲(2019)构造的城市落户门槛指标,结合工业企业、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数据,探究城市落户门槛如何影响集团企业创新。研究表明,所在城市的户籍限制显著地抑制企业创新,但集团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本文提出假说认为,集团企业的这种优势来自内部人力资源流动配置,当母公司落户门槛高于子公司时,人力资源从母公司流向子公司,促进了子公司的创新。一系列回归结果验证了这一假说,结论是稳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户籍限制对集团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大,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不显著,对规模更大的企业影响更大。     

外来人口集聚区农民工落户的现实困境与政策选择

外来人口集聚区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阵地,也是推进农民工落户的难点地区,面临落户门槛高、城市政府不积极、住房等解决难度大等现实困境。"十三五"时期,应按照"重点人群优先、分区分群引导、逐步降低门槛、综合施策保障"的思路,以"两稳定(稳定住所、稳定就业)+分群体年限门槛"为原则制定低门槛、标准化的落户准入条件,分群体、分城市区域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就近落户城镇。     

户籍转换提升了居民满意度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农村户籍居民向城镇户籍转换的过程中,是否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如何影响?本文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居民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籍转换显著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居民在年轻时发生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提升居民在老年时期发生户籍转换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户籍转换显著提高收入较高、无负债以及无房贷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研究表明,户籍转换会通过个体收入、创业行为和提高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从而改变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此外,户籍转换对主动市民化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影响,而对被动市民化个体则无影响。为此,政策上应进一步推进户藉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就业能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转非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     

户籍改革、农地转让权与城镇化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文章将异质劳动力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探讨了户籍改革和农地转让权对农村劳动力和城市高、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及城镇化率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户籍歧视程度的降低,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能提高大中城市高技能劳动力福利,同时大中城市可以吸纳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农地可转让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尤其是对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更有利,但会推高大中城市房价,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福利;同时发现如果城市层级相差过大,也不利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文章最后针对户籍改革和农地产权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

本文利用最近的企业和农民工调查数据探讨了劳资关系城乡户籍差异问题。城乡工人在劳资关系各方面的巨大差异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和就业企业的差异 ;二是农民工受到的户籍歧视。研究结果发现 ,前者解释了两类工人劳资关系差异的 70 %— 80 % ,说明人力资本和企业状况是决定工人待遇的主要因素 ;后者解释了两类工人劳资关系差异的 2 0 %— 3 0 % ,户籍歧视所造成的差距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除劳动合同方面外 ,农民工在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会参与等方面均遭到户籍歧视。研究结果暗示仅仅关注工资收入的城乡歧视是不够的 ,同时也为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校正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     

户籍歧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户籍歧视的表现、原因及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主要表现为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其深层原因是:制度因素(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导致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而工资歧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最大化利润的理性行为。因此,要消除户籍歧视,必须实行配套改革,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改革农地制度,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等。     

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户籍歧视及其变化趋势

文章首先厘清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歧视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并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户籍不平等现象界定为以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利受侵害为本质的经济歧视.其次,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年和2007年数据,运用多元logit模型考察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户籍歧视状况和变化趋势.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在职业获得、行业进入和所有制部门进入三个维度上都遭受了明显的户籍歧视;(2)与2002年相比,2007年就业机会的户籍歧视呈现恶化趋势,显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机会分配的“负滴漏效应”;(3)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就业机会回报显著低于城镇职工,这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可能会产生负向激励并导致“前市场歧视”的发生.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缓解就业机会户籍歧视的相关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户籍制度的约束、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滞后、教育制度门槛设置过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农民工在城市昂贵的居住成本等因素严重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因此,政府部门应采取措施降低城市落户门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实行平等的就业体制,实施公平的住房政策,并对社会各界进行宣传和引导,消除社会大众对农民工的偏见;同时,法制部门应着力加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帮助农民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城市公共卫生服务获得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效应

面向农民工提供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维护农民工健康权益的重要路径,有效推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社会融合.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PSM方法、工具变量的CMP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获得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受雇就业质量,也推动了农民工由受雇向自雇转变.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不同性别、代际、文化程度农民工群体就业身份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增强农民工社会融合而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产生影响.本文验证了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的择业效应,为政府以公共卫生服务为关键着力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创业提供了政策参考.     

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     

城市品牌与流动人口就业选址决策

城市品牌作为保持和增强城市竞争力,加强地区间战略关联和聚集高端生产要素的重要管理工具,已经成为各地城市建设的重点方向。文章以“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3-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品牌对流动人口就业选址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当城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流动人口到该城市就业的概率显著提高1.13%。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后,该城市公共品供给增加,环境质量提高和就业机会增多,同时短期内流动人口对文明城市的关注度显著提高,两者共同促使流动人口向文明城市集聚。而“全国文明城市”品牌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基础较好的户籍省份、年轻人群体或育有子女的群体之中。流动人口来到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地区工作之后,他们的公共医疗保险本地参保概率与子女本地入学概率均显著提高,对城市的满意度与融入当地的意愿也显著提升。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地方政府出台相关人才集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就业流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广州、深圳和东莞三个珠三角城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从工作环境、收入、人际关系三个维度出发衡量农民工的整体工作满意度,根据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区分两种就业流动形式——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分析就业流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流动是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都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要推进"人的城镇化",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满意度,需要采取措施减少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