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普惠金融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县域普惠金融的均衡化发展是助推国家金融战略实施的重要环节。文章采用中国2007—2017年1 972个县域数据,考察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演进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县域普惠金融整体水平较低,且呈稳步上升趋势;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且随时间扩大的地区差距,并具有显著空间正自相关,且高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成渝城市群;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演化趋势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和"马太效应",同时处于高水平县域的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最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就全国而言,公共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与本地及周边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就地区(东中西)而言,各影响因素差异性明显。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普惠金融如何实现精准扶贫?

普惠金融对减贫增收究竟有何影响?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能否平等地获益于普惠金融呢?文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利用全国2018个县域的数据,分层比较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阶层群体减贫增收作用的异质性及促进减贫增收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村居民增收.但是,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存在显著异质性,对贫困县农村居民的减贫增收作用要明显小于非贫困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经济机会的缺乏,内生决定了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减贫增收的重要机制,对于贫困县,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增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因此,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时,应实施不同的瞄准机制,避免出现"瞄准性偏误",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的精准性.     

农村金融网点扩张与县域资金外流——基于2005-2012年县域经验证据

本文对金融网点信息进行"县级-乡镇级"识别,并匹配2005-2012年的县域社会经济面板数据,以研究农村金融市场化对县域资金外流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扩张对县域地方资金外流存在当期和延期影响,每新增一家金融网点将增加6元的当地人均外流资金;(2)金融机构导致地方资金外流存在规模效应,新增机构使当地资金显著外流2-3年后达到新的平衡状态;(3)金融机构导致资金外流在东西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的重要渠道,资金外流既不利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利于金融机构的长期发展。     

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非均衡及收敛性分析

基于2010-2015年中国1733个县(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趋势面和泰尔指数刻画2006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并运用空间收敛模型检验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态势。研究发现: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但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非均衡状态;全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差距在缩小,相比省际差距,省内县级区域间的普惠金融发展差距始终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西部地带和低-低集聚区内实现了最快的收敛速度。上述发现为认识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进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普惠金融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依据。     

财富不平等会阻碍金融助推共享发展的实现吗——基于金融排斥视角的实证检验

提高居民金融服务可得性是金融助推共享发展的重要实现路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检验了财富差距扩大对居民金融排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富差距越大地区的居民面临金融排斥的比率也越高,财富差距对以投资类金融排斥和融资类金融排斥衡量的细分金融排斥指标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居民家庭面临金融排斥的概率随着财富分位数的上升而单调递减,财富差距扩大还会通过抑制金融知识和社会资本渠道提高居民家庭面临金融排斥的可能性。异质性分析表明,财富差距对贫穷、低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居民的金融排斥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缓解财富差距对金融排斥的影响。本文相关研究基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视角,为提高居民金融可得性、降低金融排斥和促进共享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     

有形与无形之手能否协同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基于中国275个城市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

基于2012-2020年我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检验空间效应的有效性。研究发现:①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均可提升本地创新水平;②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均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二者存在一定的抵消,财政科技支出在推动本地创新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其它关联地区的创新发展,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发展虽然可激励本地创新,但对其它关联城市的创新发展有一定抑制性;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弱化了财政科技资金的创新效应,即财政科技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二者对城市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替代效应,且替代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多种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加速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分配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而影响着经济增长。基于此，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信息服务成本高于冰山交易成本时，就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地区分工，当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消费占比充足时，数字普惠金融部门逐步向外围地区部分分散，形成新的产业结构；(2)劳动力流动是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有效中介渠道。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劳动力流动产生间接影响，从而提高产业结构优化效率；(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对本地产生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周边地区作用不甚显著。研究结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为转型和升级制造业提供了新的见解。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文章基于空间异质性假设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影响效果及其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区域创新能力和数字普惠金融均呈现出空间正相关性; 进一步实证发现,增加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确实可以强化本区域创新能力,但对邻近区域创新能力会产生抑制或冲击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显著成立,其中在西部地区该“虹吸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分维度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能有效促进本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此外,基于非线性假设建立的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随着自身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比

本文构建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率、渗透性和可持续性四大维度展开，选取了12个指标加以综合评价，结合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出全国各省份的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本文构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影响更大；但从区域层面来看，传统普惠金融对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大；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传统普惠金融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作用能够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数字鸿沟水平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最严重，收敛趋势也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能够显著缩小任意数字鸿沟水平下的城乡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数字化及信贷业务维度的发展也能抑制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能形成明显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更能够促进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各项金融业务单独促进贫富收敛效应微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不断提升数字发展水平，收敛数字鸿沟；深化数字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经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理论分析与展望

在金融科技创新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限制，帮助广大群体实现金融包容和经济普惠性。中国区域间的金融资源配置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长效应、包容效应和减贫效应，对构建更加公平的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和测度，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挑战与对策三个方面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梳理与述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17个地市的实证分析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产生的数字普惠金融越来越成为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选取2011—2020年山东省所辖17个地市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根据GDP水平、人口密度等指标将山东省划为A、B两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山东省各地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的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越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可得性能够为各行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进而增强整体创新活跃度。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索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活跃度具有一定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创新活跃度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创新活跃度提升的影响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类型创新活跃度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能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活跃度、开放创新活跃度、活动创新活跃度,但无法提高制度创新活跃度;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创新产出水平、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间接方式,提高创新活跃度。有鉴于此,需出台叠加支持政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强金融科技赋能,精准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区域协同合作,促进产业创新集聚。     

县域视角下的贫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系统GMM方法的再检验

本文以内生区域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同时引入贫困因素进一步识别区域金融与经济的非线性关系,将实证对象细化到县域层面,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贫困与非贫困县域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信贷层面上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普遍存在,而储蓄层面金融发展的效应则存在地区差异,非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无关,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因此本文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和区域信贷创造理论更适于解释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贫困县域储蓄的负效应是本地储蓄外流和转化效率低下的结果,与我国银行业跨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运用熵值法测度的2011—2020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振兴指数，从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特性视角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显著地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并且这一结果在数字普惠金融滞后一期和替换解释变量等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再次，与东部和南方地区相比，中西部和北方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所受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地理穿透性。最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的特点，表明周边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本地的乡村振兴发展。据此，要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能力、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正向作用，不断推进我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移动支付与县域经济增长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依托于数字技术的移动支付能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能？文章使用2016-2020年中国县域数据及北京大学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支付可以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移动支付指数每提高1%,县域实际GDP提高约1849万元。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约束、缓解市场规模约束以及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是移动支付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贫困县、西部地区、低经济发展区域的经济有更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表明移动支付能够发挥普惠效应,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推动力。进一步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中存在协同作用。文章的研究为移动支付对县域经济的增长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