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价值演进及因素决定

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分别在细分制造业以及按照要素密集度特征分组两个层面上,测算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总量、国内服务增加值及国外服务增加值。结果显示:(1)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增加值率有逐步提高之势,并且这种变化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间具有差异性;(2)无论是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来自国内服务投入的增加值在服务增加值总量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但从动态变化角度看,国内服务投入增加值主导地位有"弱化"迹象,国外服务投入增加值地位有提升趋势,而且这种变化趋势同样存在部门差异性;(3)从决定因素看,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程度、服务贸易开放度、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制造业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但对内涵国内服务增加值和国外服务增加值影响具有差异性。     

“中国制造”对美国就业的拉动作用 ——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的经验分析

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制成品出口对美国就业正向拉动作用的具体途径。使用OECD STAN按行业和终端用途分类的双边贸易数据库，本文计算了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中来源于美国的中间产品成分，发现中国制成品中的“美国含量”随制成品技术含量的增加而增加，且随时间呈递减趋势。2006-2010年，全部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平均为1%左右，其中高端制造业的“美国含量”平均为16%。在此基础上，利用美国就业需求矩阵中的就业-产出比率，笔者计算出同期中国出口制成品从美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为美国创造了171万多个就业岗位。由此可见，中美两国贸易的发展对促进美国的就业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中日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及地位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构建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全面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和地位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低于同期日本,其获益能力相对较低。（2）中日两国制造业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均呈上升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不断加深。（3）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是以后向模式,而日本制造业主要是以前向模式。（4）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最终产品为主,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生产环节,而日本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中间产品为主,专业化于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5）中日两国制造业主要是通过间接增加值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且其国内的生产分工程度均在不断加深。（6）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且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日本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但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了吗?——基于改进后出口上游度的再评估

本文综合考虑分工环节和附加值创造双重影响,基于增加值替代总出口的改进版出口上游度测算方法,利用WIOD数据测算了行业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并结合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对中国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实处于中低端,但与单纯考虑生产环节所发现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恶化趋势不同,综合考虑附加值创造后的测算表明,中国分工地位有改善趋势,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仍趋于恶化。要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不利分工地位,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双管齐下",不仅要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应以服务贸易为抓手,努力促进服务出口大发展。     

超越要素价格扭曲的新 “外向型”发展战略* ——基于二元边际分析与产品内分工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是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重要特征。基于二元边际分析和产品内分工视角，本文研究了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产品内分工地位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要素市场存在严重的负向扭曲，扭曲对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形成了制约作用，但对于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起到了促进作用。企业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及其与要素价格扭曲的交互作用会显著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则不显著。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企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要素市场价格扭曲。     

中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地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WIOD2016的数据，利用出口增加值核算WZZ（2013）和社会网络方法SNA分析方法对中国高技术细分行业（r17，r12，r21）出口网络地位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利用跨国数据实证考察了一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地位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如下：（1）全球高技术产业出口网络均呈现出“互惠性低、中心势高”的非均衡特征，这不利于全球高技术产业的经贸关系朝互利互惠的方向发展。（2）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制造业（r17）最终产品出口网络中的地位攀升较快，由2000年的“末梢”地位上升到2007年的“中心”地位再到2014年的“绝对核心”地位；（3）相比r17行业，中国在医药产品/医药制剂业（r12）和船舶/航空航天/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r21）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网络中仍然处于“边缘”与“半边缘”地位；（4）跨国面板回归显示，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物质资本积累、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显著促进节点国家网络地位的提升，但贸易开放度和投资开放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促进节点国家在全球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中地位的攀升。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再评估?--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国内增加值双重视角的分析

合理地评估当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判断中国的出口优势与劣势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结合起来,构建了同时具有产品属性和增加值属性的国际分工地位新指标,并基于投入产出框架构建了理解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理论模型,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1)考虑服务业出口后,目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处于最为落后的经济体行列,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普遍不高,发达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有所扩大,与德国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比较稳定,而与日本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则有所缩小。(3)结构分解的分析显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结构问题,即服务业出口比重过低,而国内增加值率的降低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的变动主要源于产业属性效应和国内增加值效应,而出口结构效应的影响则较低。因此,调整出口结构和提升国内增加值率是中国未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两种重要方式。     

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测度与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中44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计算2000-2014年各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结果表明,技术水平和资源投入是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要素,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虽有所上升但仍相对较差,GVC地位指数数值为负也说明其制造业出口获利能力亟待提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促进知识贸易自由化、提高国内创新体系有效性、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建议.     

“再工业化”背景下的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本文以美国针对虚拟经济极端膨胀与实体经济弱化提出的“再工业化”为背景,以形象反映产业价值链特征的“微笑曲线”为基础,主要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融合度的角度,依据中国“九五”时期、“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重点年份的中美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美制造业发展程度进行对比分析,以寻求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路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来看,中国趋于低端,美国制造业趋于高端且结构平衡稳定,但中国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两国差距正逐年缩小;从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融合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在上下游与服务业的融合都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尤其体现在科技研发方面。     

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首先,基于2000-2007年投入产出数据,我们计算了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生产者服务增值份额,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品出口中直接和间接的生产者服务投入处于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其次,利用2004-2007年25个行业的数据,我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生产服务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者服务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增长起促进作用;与金融、保险等高端生产者服务相比较,制造业出口对批发零售、运输仓储等低端生产者服务依赖度较大.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信贷融资对异质性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 ——基于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角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于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的综合视角，系统研究了信贷融资对异质性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本文重点围绕商业信贷对银行信贷的促进作用展开分析，从企业层面为中国出口增长“奇迹”提供来自金融视角的证据。本文在异质企业出口模型中引入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论证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通过缓解出口成本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参与，并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和IVprobit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发现：（1）改善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融资状况会提高企业出口概率；（2）商业信贷对银行信贷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企业参与出口；（3）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参与的作用不受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行业竞争性和企业出口固定成本差异的影响，银行信贷的作用则受上述差异的影响，商业信贷对银行信贷的促进作用受企业所有制和企业规模差异的影响。因此，发展信贷融资、建立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的互融互通机制，是加快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举措。     

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依赖与出口贸易——基于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格局中,贸易摩擦所导致的单边技术管制不仅会对一国出口贸易利益形成冲击,还会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格局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多元化.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法测算框架,分析在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评估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及国内产业链的冲击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中源自国外增加值部分比例在大幅下降,但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电气设备等行业仍十分依赖国外中间品投入;欧洲、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地区,且中国出口中来源于这些地区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于流出占比.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国内各行业及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放大效应"和"吸收效应".     

再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 ——基于WIOD数据的分析

针对我国制造业在国际横向比较中明显偏低且下降尤为明显的现象,本文从逻辑和经验两方面分析技术、结构、分配因素和产品内分工的影响。通过逻辑分析和来自WIOD的数据比对,本文发现：（1）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必然带来增加值率的下降;（2）产品内国际分工从最末端的组装环节向我国延伸,是导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偏低且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研究结果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在内部形成了较强的拉动效应,而对服务业的拉动效应较弱。     

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服务贸易壁垒与制造业服务化的矛盾分析了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lobal value chains(GVC)升级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GVC升级,降低制造业参与GVC分工的程度,缩短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长度,且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在GVC中地位的提升,增加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使用,减少国外增加值的使用;第二,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大于发达国家,对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大于中低计划行业.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前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后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对国际创新活动的影响——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近年来，数字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注入了新的创新活力。本文结合双边出口增加值核算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WIOD数据和USPTO数据库的国际专利数据，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解构为国内增加值网络和国外增加值网络，分析了不同增加值网络的结构特征，检验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对国际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中的PageRank中心度攀升趋势明显，但对比美国尚有差距；（2）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显著促进了国际创新活动，且其创新促进效应因行业、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3）研发要素跨境流动、贸易规模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是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影响国际创新活动的重要渠道。同时，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创新促进效应仅体现在制度环境水平高的国家。本研究为中国充分利用贸易网络枢纽地位优势，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升级与制造业增加值隐含碳——来自浙江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测度2001—2017年浙江制造29个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技术升级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研究表明,浙江省制造业出口产品单位贸易利益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即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大幅度下降。出口技术升级、贸易开放显著地降低了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能源强度、人力资本、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等因素导致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长。交叉项检验表明,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显著降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外商直接投资、煤炭消耗占比、资本劳动占比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导致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加。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