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利用VECM模型和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模型,从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两个角度从发,分析了对外贸易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一些"公认"的增长传导机制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等.     

二重经济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演进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并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了二重经济开放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2002—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考察了二重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出口数量的扩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不明显,而出口质量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区际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上,出口开放与区际开放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即区际开放强化了出口开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TFP贡献的考察

影响经济发展结果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有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济转型实质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使制度正确",形成社会制度结构中的关键变量--社会激励结构,节约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形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和治理机制.中国特有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变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本文运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来对我国1978年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体现我国经济转型的市场化率、工业化率、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是正向的相关关系,我国的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浅析“中国制造”危机与质量管理创新

"中国制造"凭借得天独厚的成本优势,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2007年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中国制造"危机却令中国企业频频陷入尴尬境地.中国企业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已成为严重阻碍"中国制造"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质量管理创新刻不容缓.文章阐述了"中国制造"危机的前因后果,分析了中国企业质量管理问题对"中国制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了以质量管理创新解决中国企业质量管理的问题,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的建议.     

试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实现集约增长的若干关系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摆脱粗放型增长的影响.实现经济质量和水平的飞跃.然而,中国经济实现集约型增长,将面临诸多困难.正确处理好集约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劳动就业、现有资源以及地区协调发展的关系,对实现集约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模式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而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驱动和以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国经济"变道超车"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解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经济数字化转型趋势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2)从供给侧来看,数字经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提升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即供给体系的优质、高效、多样化,创新体系的网络化、开放化、协同化,制造模式的模块化、柔性化、社会化.(3)从需求侧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改变市场投资方向、推动消费升级、培育出口优势来助力"三驾马车"的新动能.(4)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适应发展阶段演替的基本规律,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根本性转变;强化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新增长模型研究

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类模型的基础上,发现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型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将环境污染内生化,同时考虑人力资本的作用,本文在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考虑环境质量因素的增长模型.新模型可以更好地体现中国未来的、注重发展质量的经济增长要求.最后,给出了中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现有对于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数量分析的框架下展开分析,而很少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框架人手进行考察。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与规律,具体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当经济增长的结构趋向于均衡时,经济增长质量将会得到提高。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研究表明：模型的估计结果与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1978—2007年间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基于“消费优势”解析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从财富匹配取决于"消费优势"的视角分析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并通过博弈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消费优势"假说进行了检验证明,诠释了"资源诅咒"产生的经济机理.研究表明,从"消费优势"的特点看,把握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点,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     

Foreign Trade of Manufactures and Men and Women’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n Germany and Japan

Using factor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provides estimates of the effects of manufacturing trade expansion on men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 with breakdowns by world, OECD, and non-OECD trade. Evidence is found that foreign trade expansion had a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women's than men'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Japan and a roughly equal effect in Germany,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untries driven by non-OECD trade. In spite of this, demand shifted away from women'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Germany after the early-1970s, for both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s a whole and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high female shares of employment, while no such labor demand shifts occurred in Japan. In the face of these differences in labor demand and of very similar increases in female labor supply, male-female hourly wage differences narrowed in Germany and widened in Japan, for both manufacturing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ees. It is concluded that shifts in neither labor supply nor labor demand fit with observed trends of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ces in Germany and Japan.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