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制度根源

本文以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制度根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总体上加剧了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其中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社会支出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支出分权总体上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收入分权则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性支出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但也强化了社会性支出比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的财政支出政策选择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居民内部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这些矛盾严重影响了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就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研究,财政在均衡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规范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存在功能＂缺失＂。所以,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的手段,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以达到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     

中国式财政分权、公共支出结构与收入分配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公共经济学文献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理论上厘清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从而真正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再分配政策失灵的根源,以公共支出结构作为门槛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2年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从总体上,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基尼系数呈正相关,即分权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会导致基尼系数增加1.24个百分点。第二,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作用,即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公共支出结构下影响效应明显不同。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门槛效应并没有保持连续一致的积极影响,而是不稳定地分布在不同地区,并由西部地区逐渐向东部地区转移。     

财政分权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财政分权理论的框架下,利用21个省市区1995～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整体扩大起到推动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整体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具有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浓度、人力资本和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对收入差距也有不同的影响。     

中国社会福利和收入再分配： 1988-2007年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s）1988-2007年的住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中国福利体系的大小、结构及其再分配性质。本文发现，中国的福利体系仍然存在巨大的城乡分割，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更全面，福利收入更丰厚，其福利水平接近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而农村的福利制度则不完善，福利收入非常微薄。同时，城市的福利收入体系尽管近几年的再分配作用有所减弱，但总体而言是累进的，有效降低了收入不平等。而农村的福利体系几乎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没有影响，但从2007年的结果来看，农村累退的福利体系开始向累进的方向转变。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收入在2002-2007年间大幅度增加，并发挥了巨大的再分配作用。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制度研究

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这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不利的。纵观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与收入分配制度息息相关。通过具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如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找出收入分配制度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机理,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相应的调整建议,以达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回顾与政策工具指南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我国居民收入倍增的宏伟目标蓝图,而怎样构建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函数,如何实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当前我国经济现状也存在着与日本20世纪60年代相似的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消费需求萎缩,如何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高速增长。而日本在面对经济增长的瓶颈,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制定和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倍增计划的实施使得日本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而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卓越的经济绩效的获得,来源于其三个核心构成要素,即避免收入差距过大,效率工资和政府政策的有机系统组合模式。基于对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梳理和分析,以期对我国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以及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政策工具以及政策表述的指南。     

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财政转移支付是调节初次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重要工具。以辽宁省为个案的研究表明,近年来财政转移支付数额不断增加,但居民收入差距并未因此而缩小,财政转移支付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现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城市指向、财政转移支付的分配理念和制度设计偏差、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是造成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宗旨与实际效果偏离的主要原因。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除应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外,还要在转移支付的分配设计、分配结构、分配效率上进一步加以改进。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以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为例

人力资本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发挥对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重要补充作用,从而提高劳动要素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者和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特有的激励结构和制度不健全,导致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支出长期不足,且呈现结构不均等,严重制约了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拉大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财政分权横向监督机制的缺失无疑成为这种收入差距的强化机制。改革的措施应从事权上划、优化分权激励结构和健全财政分权制度基础与监督制约机制着手,从根本上确保政府支出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中国财政分权、金融发展、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省际差异

本文采用1978-2006年中国28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了检验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模型（co integration model）,并采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把地方政府官员参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竞争的行为影响经济绩效的假设引入对分权化改革过程的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何以在促成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导致各地区在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呈现出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本文的分析结论并对其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     

中国居民消费决定中的财政分权因素

本文首次建立引入财政分权因素的跨期消费资产定价模型,证明中国财政分权是居民消费决定中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会带来居民收入增长,进而促进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会导致居民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强,进而引起消费的下降。基于中国29个省区1990-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判断。研究发现:预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同时受财政分权因素影响,当它们共同进入模型时,只有预期收入水平系数显著为正,收入不确定性变量系数显著水平不稳定且符号不符合预期。无论引入控制变量,还是调整变量度量指标,研究结论都是稳健的。缺失财政分权因素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解释力,融入财政分权因素的模型则较好地拟合中国实际。     

中国工业企业无利润扩张之谜*

本文发现中国近些年来微观企业层面出现了在没有盈利能力支持情况下进行扩张的行为,同时伴随着居高不下的财务杠杆和畸高的融资成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中国企业在与其盈利能力不相匹配的高融资成本下的迅速扩张,可能与中国经济行为中的扭曲有关。在财政补贴和优惠利率等政策支持下的企业,不顾融资成本盲目扩张,在盈利能力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进入典型的“存量”吃“增量”的过程。     

二元财政的制度变迁：基于路径依赖的视角

植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二元财政制度总是执行有利于城镇部门发展，而且有损于农业部门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这不仅造成了农村居民的长期贫困，而且还持续拉大城乡差距。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分析结果显示，二元财政的制度安排内含自我增强机制，其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所以，农村居民的贫困必然具有长期性，城乡差距也会持续拉大。因此，必须根据中国经济现实，对二元财政制度采取边际调整的改革措施和借助市场化的手段改善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方可在长期内从整体上推动二元财政制度变迁，实现城乡平等的财政制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16年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三是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三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还没有形成持续复苏的基础。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中国GDP增速为66%,CPI为23%。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利用1994年分税制后的经验数据,本文估计了一个包含增长方程、城乡收入差距方程和财政支出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来估算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显著增加,但财政支出的增加并不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如果在地方财政支出水平上升的同时,使科学教育和农业支出,特别是科学教育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得以增加,将有可能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使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     

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4年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着“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一方面,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以及深层次扭曲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在消费升级、不平衡逆转以及政策调整的作用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结构参数的良性调整、总体价格水平的小幅回落以及就业状况的持续稳定给2014年相对低迷的宏观经济增加了一些亮色。
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展开的一年。它将延续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使“新常态”的4典型特征进一步持续。但在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房地产周期调整的进一步加大、经济低迷的进一步持续以及财务困境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6大挑战和变异点。这决定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在全面推进改革与调整的同时,加大底线管理的力度。
报告对常态情形下的参数进行假设,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5年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预计2015年在常态情形下GDP增速将达到72%,CPI为27%,投资增速为123%,消费增速为118%,出口增速为56%。     

政府规模扩张、福利效应与政策矫正*——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经验研究

不同于既有研究关注政府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效率,本文考察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社会福利效应,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非线性。本文使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Hansen TM方法实证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省级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对社会福利具有非线性影响,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第二,地异性。各省份由于财政分权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差异,上述非线性机制和政府规模影响社会福利的门槛效应具有典型的地区差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为防范政府规模扩张对社会福利增进由“初始的正效应”转向“最终的负效应”,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矫正建议。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偏异——基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视角*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不仅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好,还会在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下,改变其对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投入。在“量入为出”预算编制原则下,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级政府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跨地区民生性支出、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地区民生性支出和地区生产性支出四类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受财政收入的影响最大,地区民生性支出次之。比较三类地区的结果发现,区域内政府竞争强度越高,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重视程度越强,因而当地用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会越少。从不同类型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来看,只有间接税收入可以同时对三类地区财政支出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劳动力转移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对高储蓄率的影响*——基于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持续增加的城乡居民高储蓄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典型特征,正确分析这一现象有利于我国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本文应用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农村储蓄率的影响尤为明显。引入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交叉项可以发现,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获取的非农收入,能有效弥补城乡收入不平衡。劳动力转移规模和转移速度共同通过收入差距的缩小对农村储蓄率存在间接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