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地域差异及格局演变

为揭示我国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均衡性,应用模型分析中国人口经济的地域差异与格局演变.结果表明:1954-2007年中国人口重心由东经116.82.北纬34.72.转移至东经116.64.北纬34.92.,中国人口集中指数由1955年的0.542降低到0.510,人口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由0.372下降到0.261;1978-2007年中国经济重心由东经119.30.北纬38.26°转移至东经118.94°北纬37.13°,经济集中指数由0.525上升到0.590,经济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由0.035上升到0.093;1978-2007人口重心在经度方向上的移动与经济重心在经度方向移动的关联度最高,在纬度方向上的移动与第一产业重心在纬度方向移动的关联度最高;经济重心在经度方向上的移动与第一产业重心在经度方向移动的关联度最高,在纬度方向上的移动与第三产业重心在纬度方向移动的关联度最高.     

中国区域污染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对比分析

引入重心的概念,利用经济空间结构的重心计算方法,采用1986-2007年中国各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区域污染等数据,计算出各年的区域污染重心和经济重心的演变路径,从移动距离、移动方向、路径对比、空间相关性分析等多角度阐述了经济重心与区域污染重心的动态变化及空间联系.结果表明:从整体演变轨迹看,所有重心均向偏南方向移动,相互间空间关系较为紧密.     

石家庄市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轨迹对比研究

文章选取石家庄市1993-2009年人口和GDP等数据资料,利用GIS和Matlab软件分析了近17年来石家庄人口和经济重心迁移变化状况.结果表明石家庄市人口重心的移动滞后于经济重心;地理条件、经济基础条件和政策条件影响了人口重心的移动.     

1978-2003年中国经济重心与产业重心的动态轨迹及其对比研究

文章首先阐述重心问题及分析方法,然后,分别从移动方向、距离、速度、原因等方面详细分析了经济重心、产业重心的动态变化特点,最后从整体上对比研究了产业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的关系。     

中国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重心演变及耦合关系研究

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重心模型，从地理空间视角揭示2001-2020年中国创新投入重心与创新产出重心的动态演变规律及耦合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创新资源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区域创新差异以东西方向为主，东部沿海是创新发展的高密度区；随着创新资源的不断偏移，创新不均衡状态有所加剧，创新产出偏离几何中心最多，其次是创新人员；创新重心移动轨迹表现为先向东后向西，整体向南偏移，并且南北方向上的变化大于东西方向上的变化，东南沿海在中国创新空间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重心在经度和纬度上的移动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并且纬度相关性均大于经度相关性；从位置耦合和方向耦合来看，创新投入重心与创新产出重心的空间重叠性提高，变动方向较为一致，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时空耦合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空间分布关系的实证检验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重心移动的方法,即根据区域属性值的特征量来分析重心移动。本文应用这种方法,对1985年至2009年期间我国环境污染重心移动的轨迹、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环境污染重心与相应污染变量、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总量和方差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关系,而与相应污染变量、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变化速度之间的影响关系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有效管理我国环境污染、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0年以来湖南人口与经济重心及其演化

人口应与经济协调发展,以湖南省为例,采用重心理论分析了湖南省1990年以来的人口、GDP、三大产业重心的区域分布特征,并探讨了重心动态演化的原因。实证表明:1湖南省人口、经济分布存在不均衡性,主要表现为西南与东北的差异。2从移动方向上来看,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移动方向一致,均由西南向东北移动;从移动幅度和移动速度上看,人口重心的移动滞后于经济重心的移动。3均衡性表现为偏移距离按第一产业产值重心、GDP重心、第三产业产值重心、人口重心、第二产业产值重心的顺序逐步降低,且各要素分布逐渐均衡化。4第一产业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经济重心移动的主要力量。最后对湖南的人口合理分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中国区域消费与经济、人口重心演变的时间多尺度研究

以1952—2011年我国分省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GDP和年末总人口分别表征区域消费、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采用重心模型结合回归分析与EMD方法,在界定三者重心转移轨迹基础上,从时间多尺度视角揭示60年来我国省区消费重心的演变特征及与经济、人口重心相互作用关系的演变成因机制,结果表明:①我国区域消费重心在纬度与经度向具有不同时间尺度的演变特征,纬度向上,区域消费重心的演变主要以30年尺度及趋势为主,今后有向北移动的趋势;经度向上,区域消费重心主要以8.5年的短时间尺度和世纪尺度为主,短时间来看区域消费重心将向东移动。②区域消费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存在较显著相关关系,但三者间的交互响应关系在时间多尺度的纬度向和经度向上存在明显差异。整体来看,纬度向上,短周期内,经济发展基本上对消费发展起着拉动作用。中长时间内,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中短周期内,人口数量的变动对消费水平的提高影响不显著,长期来看,对消费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经度向上,短周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数量的变动促进消费水平的改善。中周期内,经济发展与消费呈相互制约关系。中长时间尺度中,人口数量的变动不会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最后提出促进区域消费水平的建议。     

1978—2008年中国经济重心迁移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1978—2008年,中国的经济重心以1991年和2003年为界,先后经历了向西南、东南和东北方向移动的三个阶段。为分析重心迁移的主导因素,首先指出了一般的贡献度分解方法在重心法研究中的不适用性及其原因,提出了一种基于夏普里值的、适用于重心法的分解方法。基于此方法,给出了在中国经济重心移动过程中的"引擎"和"逆引擎"省市和地区,并发现:第一阶段重心西移的原因既非西部投资的延迟效应,也非广州发展的副产品,而是由于东北经济发展过缓引起的。第二阶段重心东移的主要原因并未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较量的结果,而是西部经济发展速度过缓为主导,辅之以东部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所致。第三阶段重心北移的主要原因也并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效果,而是完全是由西部发展过缓引起的。最后对区域发展政策做出评价,并指出优先发展西部经济是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     

近60年来新疆经济重心转移的三次产业分解分析

本文利用区域重心的概念和模型,计算出新疆1949年～2009年经济（GDP）重心和三次产业重心,同时利用GIS技术将重心变化制作成图,得到建国以来新疆经济（GDP）重心和三次产业重心的动态演变轨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新疆总体经济发展和三次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及其关系。结果表明：新疆经济（GDP）重心和三次产业的经济重心不仅存在很大的偏离,而且移动的方向和距离也存在较悬殊的差别;新疆经济（GDP）重心缓慢地向东北移动,区域经济差异总体上扩大了,造成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