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失衡——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

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解读了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的成因。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抚育负担的上扬降低了储蓄率和外贸顺差,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但是,少儿人口抚育负担的下降却未能抑制储蓄率和外贸顺差的上扬,我们将其归因于代际间的"利他主义"和"内生化的劳动供给",当家庭中子女数量减少时,用于未来教育、婚嫁等目标性支出随之下降,反而刺激了当期消费;在家庭子女数量增加时,父母有可能选择减少支出或者选择用劳动替代闲暇。本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培育针对劳动适龄人口新的消费热点、延迟退休年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人力资本分层与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

通过人力资本分层的视角来研究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我们发现低收入阶层劳动力由于受到信贷约束以及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的约束,不能在实际中进行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中高收入阶层具备了进行劳动供给跨期替代的条件,但由于传统文化习俗、工作合约和潜在失业威胁的存在,一般也不会轻易进行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     

老年低消费的解决之道：从消费—劳动“双低”到“双高”均衡

中国微观和全球宏观数据显示,老年人口的储蓄率论有所偏离,意味着老龄化会进一步导致消费萎缩。文章构建跨期决策模型发现,当总效用不变时,消费可以被闲暇替代,家庭决策存在“低消费、低劳动”和“高消费、高劳动”两种均衡。当对最低劳动施加约束时,老年人会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经验证据支持了理论结论：（1）老年家庭的消费—闲暇替代弹性约为3,表明当相对价格变化1个百分点时,消费和闲暇的相对比例将变化约3个百分点。（2）当消费—闲暇替代弹性上升1时,储蓄率上升6.73个百分点。2016—2019年间,老年家庭这一弹性平均每年上升0.86,对应储蓄率每年上升5.80个百分点。（3）在考虑了预防性动机、长寿动机和遗赠动机等竞争性解释后,消费—闲暇替代仍可以解释老年人的高储蓄。总的来说,文章的理论意义在于从消费—闲暇替代关系中解释了老年人消费—劳动的“双低”均衡。基于此,文章认为,释放老年群体劳动潜力,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有利于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实现消费和劳动供给双重稳定。     

延迟退休年龄、代际收入转移与劳动力供给增长

本文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家庭内部存在代际收入转移和家庭生育时表现出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的背景下,利用统一增长理论研究了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供给的长期影响。文章提出并检验了家庭代际收入转移程度受经济因素影响的假设,发现延迟退休年龄通过这一渠道影响了家庭生育时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对劳动力供给增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如果相对于质量,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重视程度较小,那么延迟退休年龄将降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长率,提高质量的增长率。反之亦然。这意味着评估延迟退休年龄在长期下是否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不宜只关注于数量或质量一个维度变化,而应综合二者可能存在的异向变动。     

农村三代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外流在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文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从子女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子女外出务工三代家庭中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结果显示:首先,农村老年人与其外出务工子女三代家庭的代际支持符合合作群体模型:经济支持主要由子女流向老年父母,最有需要的老年父母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众多老年父母给留守未成年孙子女提供了同住和生活照料帮助,老年父母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支持.其次,外出务工子女的城市化程度并没有影响其提供的经济支持.最后,文章指出了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促进剩余劳动力外流的启示.     

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父辈健康与子女劳动供给

家庭中普遍存在成年子女照料老龄父辈健康的现象,这在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并未引致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总体来看,父辈健康变化对农村子女、女性子女、分开居住的子女和代际支持更高的子女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同时,父辈隐性健康变化显著增加了雇佣护理人员的可能性。在父辈健康照料中,在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约束条件下,护理人员部分替代子女成为相对理性的选择。进一步研究发现,医疗保险、子女数量的增加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有助于平滑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冲击,缓解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尤其是在家庭子女数量超过2时,这一缓解作用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验证了“抚养-赡养”这种代际互惠模式在中国的存在性,因此需要警惕老龄化加深和人口红利缩减双重背景下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健康变化转换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亟需通过完善养老体系等举措来降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以提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伴随着社会养老方式对家庭养老方式的替代，部分研究认为，居民部门储蓄率将明显下降，消费率也将随之升高。当前国家政策和民意调查均表明，未来在我国，家庭养老方式不会被替代，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可能长期互补并趋于融合，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养老体系转型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OLG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方式并研究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但长期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存在，其降低居民储蓄率的效果有限，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能更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2)上述结论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居民生育意愿增强，子女对父辈的代际转移支出可以长久维持，从而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3)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证实了以上结论。实证分析还发现，我国老年人数量越多的家庭，子女的生育率越高，这得益于老年人帮子女看护孩子而降低了子女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因而家庭养老方式回归更能有效降低储蓄率。由此认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代际支持、女性劳动供给与中国性别工资差异收敛−基于性别分工的视角

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年深日久,但相比世界很多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反而很高、性别工资差异也较低,中国文化中长期承袭着父辈对子女代际支持的传统可能是缓解女性劳动供给约束的重要动因.文章构建考虑父辈代际支持的家庭劳动供给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父辈时间支持和经济支持对子女,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父辈的时间支持明显缓解女性劳动参与的时间约束,提高其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但没有发现对男性有显著影响,故有利于性别工资差异收敛;而父辈的经济支持均未发现对子女的劳动参与和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此外,对城乡进行区分后发现,父辈时间支持对城镇女性的作用比农村女性更强.文章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和性别工资收敛性的理解,对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制度也有一定启示.     

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升学压力与母亲收入损失

在家庭教育投资中,除现金性的显性教育支出外,家庭也会通过放弃潜在收入并增加子女陪护时间的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这种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其对理解中国家庭的教育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子女升学压力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的外生冲击作为识别框架,估计了母亲由于子女教育压力而放弃的潜在收入,为识别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19％,同时父亲收入没有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发现,高学历、非国有行业、育有男孩或独生子女的母亲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学压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在子女升学压力下母亲会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降低工作时长以及增加家庭照料时间等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进一步利用地区重点高校录取率反映地区升学压力,发现子女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本文研究识别了子女升学压力下的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为更好理解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家庭结构与储蓄率U型之谜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U型关系,这与生命周期理论预测的倒U型不符,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年龄—储蓄率之谜"。本文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在生活成本高昂、养老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低储蓄率的年轻人(老年人)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中年父母(子女)居住在一起,这不仅拉低了中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还提高了其余独立居住的青年户主家庭和老年户主家庭的平均储蓄率,进而使得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出U型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以家庭为研究对象时户主年龄—家庭储蓄率呈现稳健的U型关系;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时个人年龄—个人储蓄率则呈现倒U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符;居住成本越高,青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养老体系越不完善,老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的内生选择是"年龄—储蓄率之谜"产生的重要原因。     

生命周期假说在中国成立吗 ——兼论储蓄率的生命周期分布及其动态演变

通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本文从储蓄率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实证结论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和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的预测并不一致,且在不同时期,导致中国城市家庭储蓄率的生命周期分布特征的原因也不一样。对此,本文从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视角入手,解释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家庭储蓄率的生命周期分布特征及其动态演变模式的原因。     

老年父母照料家庭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

多代直系家庭成员之间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是我国家庭文化的重要特征,因而老年人在家庭照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文章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并实证分析了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及料理家务活动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显著提高了子女的劳动供给,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6.3％,女性提高了14.3％,并且女性的工作时间增加幅度远大于男性.此外,隔代照料对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大于城市居民,而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上,公共服务不均等以及就业能力和工作性质的差距是异质性产生的重要原因.文章从老年人影响青年人劳动力供给的角度,验证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女性为何有条件更加“勤劳”.     

子女性别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基于CM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使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运用OLS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子女性别即家有男孩(18岁及以下)对已婚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家有男孩对父代的劳动供给有激励效应.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下,OLS回归结果显示,家有男孩的父代周工作时长平均多出0.68～1.0小时,根据Tobit回归结果计算的边际效应显示平均多出0.76～1.14小时.异质性分析发现,家有男孩对乡-城流动人口的父代劳动供给有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对城-城流动人口的父代劳动供给影响不显著;家有男孩对四大经济带流入人口的父代劳动供给激励强度存在差异,激励效应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其它地区,而珠三角地区效应统计不显著.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与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的适应性。计量结果表明:城镇样本较好地支持了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农村样本则较好地支持了凯恩斯理论。长期收入增长率是居民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高增长是高储蓄的主要原因。另外,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性、信贷约束以及地区差异都是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子女分工方式对农村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9年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在对当前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分工方式分类的基础上,分析了子女不同分工方式对老年父母获得的经济支持的影响。相对于子女共同平均分担的分工方式,老年父母在子女不平均分担的分工方式下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相对于只有儿子分担的分工方式,老年父母在有女儿参与分担的分工方式下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     

社会距离对消费者跨期选择行为的影响——以个人解释水平为调节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跨期选择行为越来越常见.其中,跨期选择中策略型消费行为造成了产品积压和滞销,降低了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本研究借助解释水平理论,从心理距离的角度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首先对跨期消费意愿进行初测分类,在此基础上操纵社会距离以研究其对跨期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远社会距离会导致相对更高的策略型消费意愿,近社会距离会鼓励短视型消费;而且个人解释水平越高,短视型选择意愿越低,策略型选择意愿越高.     

延迟退休年龄下隔代抚育与劳动参与的抉择*——基于工资收入随机性假定的研究

隔代抚育会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促进劳动力供给上产生挤出效应。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本文在工资收入随机性的假定及延迟退休5年的情景下，模拟了面临孙辈照护需求的女性临近退休者提前退休所产生的福利变化。进一步，本文采用CHIP和CHARLS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不同群组的收入增长率和收入风险进行了估计，继而分析了当面临孙辈照护需求时这些收入特征对退休决策者制度退休和退休后劳动参与抉择产生的影响。总体上，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下，隔代抚育将对女性劳动力供给产生挤出效应。当面临孙辈照护需求时，女性临近退休者的制度退休抉择主要受自身收入增长率和收入风险的影响，收入增长率越低，或收入风险越高，她们提前退休的意愿就越强烈；制度退休后的劳动参与则更多地受子女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子女收入增长率越高，劳动参与的概率越低。     

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网络购物促进了我国家庭的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网络购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购物会促进家庭总消费,降低家庭储蓄率.按购物途径将家庭消费分为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购物对线下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从家庭群体来看,对于富裕家庭,网络购物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对线下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小.对家庭网络购物动机进行分析发现,随着收入和资产的增加,家庭更可能因为便利性和商品服务的多样性而选择网络购物.由此可觅,网络购物对家庭总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多地是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扩大消费市场供给从而促进消费升级实现的.本文研究为利用“互联网+”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法对劳动力供给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国内尚无此问题微观角度的实证分析.本文采用个体跨期最优模型,通过计算劳动力供给跨期弹性,分析新法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力的跨期弹性变小.新法的实施达到了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和稳定劳动力供给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