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

中国过去的宏观经济实践显示出政府对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的强烈偏好,在涉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支出方面更是着意倾斜。本文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构建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利用贝叶斯估计得到的公共资本产出份额大约为10%,同时表明政府支出确实会造成生产的外部性;(2)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是产出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该冲击能解释约23%的总产出波动;(3)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造成了短期"挤出"效应,长期"挤入"效应,另外该冲击有利于促进经济体系资本持续性积累。     

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对腐败的影响效应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是影响腐败的主要经济因素之一。本文建立腐败的客观衡量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及政府支出规模、市场化程度、教育水平、工资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腐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减少寻租性支出、提高生产性支出对腐败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控制政府支出规模、提高私有化程度对反腐败也有显著正效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对腐败存在着预期的负效应,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教育水平和政府公务员相对工资的提高不利于反腐败,这与大多数实证分析的结果相反。     

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社会"二代"现象的现实背景,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依据代际收入流动理论,采用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数据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多重门槛模型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与程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加入公共教育支出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548,公共教育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弹性为0.154;(2)随着政府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加越显著;(3)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并不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不同。因此,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都应该持续进行,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解"二代"现象。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偏异——基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视角*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不仅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好,还会在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下,改变其对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投入。在“量入为出”预算编制原则下,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级政府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跨地区民生性支出、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地区民生性支出和地区生产性支出四类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受财政收入的影响最大,地区民生性支出次之。比较三类地区的结果发现,区域内政府竞争强度越高,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重视程度越强,因而当地用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会越少。从不同类型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来看,只有间接税收入可以同时对三类地区财政支出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支出、经济外部性与政府双重角色转换——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将政府财政支出分解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建立了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政府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非线性替代关系函数。将政府公共生产性服务和公共消费性服务的双重角色加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不同经济结构下政府的双重角色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弹性系数正在变小,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逐渐消失;在合理监管下,政府消费性支出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且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应加大对财政消费性支出的监管力度。     

财政竞争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以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为例

本文旨在检验在目前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文章首先给出各省份的公共产品—税收负担组合,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份额,指出当前的财政竞争已转变为税收优惠基础上的改善公共支出的竞争。接着通过建立各省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与各项公共支出关系的计量模型,检验实行分税制以来,招商引资竞争是否导致地方公共支出结构扭曲,分权化改革导致的财政竞争是否有助于改善居民福利等问题。     

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分析

税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基于一个包含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以我国1980—2006年的经济为样本经济,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考察了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损失的大小。研究发现,在样本经济的参数环境下,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小,但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较大;适当提高税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原因是,税收通过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直接的促进作用要比其对劳动供给和投资的扭曲更大;税收通过提高消费增长率和休闲水平从而对社会福利有正向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税收融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本文构建了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

利用1979-2008年三次产业的数据和误差修正模型,本文估算了我国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动态无效的长期关系,考察了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对三次产业的生产要素积累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结构效应为正的条件下,当期公共支出的增加能够影响资本和劳动在三次产业之间,以及三次产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要素积累方式,起到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经济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公共品供给机制,通过"租金"创造机制诱导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能够提升产业结构,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符合赶超型经济的目标要求。     

资源禀赋差异与地方政府支出偏向

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化导致地方官员面临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文章考察了有效竞争条件下的地方财政行为,着重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异质性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资源禀赋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财政支出偏向:资源丰裕地区的生产性支出所带来的GDP增量相对更高,当地官员为了谋求政治晋升,倾向于扩大政府生产性支出;资源匮乏的地区则倾向于扩大政府行政开支和福利性支出,前者可以增加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公务性消费,并通过构筑本地政治网络资源的方式提高私人效用,后者可以使地方官员赢得更多本地居民的支持。本文基于中国县级数据为上述逻辑判断提供了佐证。文章结论丰富了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研究,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支出结构提供了参考。     

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978-2004

公共支出总量反映着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模与深度,体现了政府的成本支出。但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体现在结构关系上。作者对中国1978-2004年间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为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从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及其他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为正,行政管理支出结构产出弹性为负。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当前在提高公共支出总水平的同时,应注意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     

我国公共支出合理规模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就关于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的说法不一。本文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我国现阶段主要公共支出和其他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通过对变量系数的研究结果,政府就能相应控制公共支出规模的幅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提供一个有效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方案,将会为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劳动力外出模式对农户支出结构的影响

迁移会影响家庭投资和消费,农村劳动力外出模式的差异可能会引致农户支出结构的差异。基于此,文章将农村劳动力外出模式分为常年外出和循环流动,利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来考察外出模式差异带来的支出结构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对农户家庭生产性支出有显著负效应;与无外出农户相比,常年外出农户家庭生产性支出的边际份额会显著降低13.15%,循环流动农户家庭生产性支出的边际份额会显著降低2.57%;参与外出务工可以显著提升农户家庭消费性支出的边际份额,常年外出对家庭消费性支出边际份额的影响更大。     

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为经济学家们所争论。持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观点认为,政府公共支出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公共品和其他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福利或服务,从而鼓励和便利了私人投资,形成了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持反对意见的认为,公共支出往往是生产率较低的,为融通政府支出而形成的高税收又会对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缩减政府支出,才能保证经济增长。当然也有人持两者根本就没有关系的观点。     

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研究的新进展

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研究由亚当.斯密开启,布雷顿对它进行规范化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支出竞争和税收竞争的角度进行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财政竞争的影响因素,比如非合作均衡、异质性劳动力、高端人才的国际性流动、福利支出等。也有学者发现分权改革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激烈的财政竞争。我国学者对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研究深受国外学者的影响,研究的视角也主要是从公共支出竞争和税收竞争的角度开展,并逐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政府财政竞争,促进了政府财政竞争研究的深化。     

政府公共支出理论框架评述

政府公共支出是使得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政府公共支出理论研究涉及的两个基本的问题是: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即最优的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为多大;分类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即最优的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应如何确定。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的几类代表性框架、核心假定和主要结论,旨在加深我们对政府公共支出作用于经济增长机制的认识,并为国内学者研究类似问题提供一些研究线索。     

税率、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标准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效用函数则是在Hendricks与Baier和Glomm所使用的效用函数基础上改进而来,数理模型的推导,则进一步放宽了Baier和Glomm推导运动方程时劳动供给 (或休闲) 不变弹性的前提条件,从而在劳动供给 (或休闲) 具有可变弹性的条件下推导得到关于经济增长率的运动方程,分别在两种情况下通过数值模拟分析税率及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分析表明,在闲暇弹性恒定时,消费税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向关系,而个人所得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关系,政府公共支出—税收比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特征也很鲜明,政府生产性公共投资—税收比与经济增长率呈正向关系,而政府服务性公共支出—税收比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几乎没有影响;在闲暇弹性可变时,不同的闲暇弹性参数情况下税收及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更加丰富多彩.最后,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转型期国有资本收益的公共福利性支出

国有资本收益支出结构取决于经营投资性支出与公共福利性支出对全民福利之边际贡献比较.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我国总的公共福利性支出参照国际水平,已严重滞后于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及社会公共需要.与这一转型相伴的是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要求扩大政府支出;另一方面,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以及国有资本盈利能力的增强为国有资本收益适量用于公共福利性支出提供了条件.从操作层面来说,各级政府的国有资本收益用于公共福利性支出比例应由全国人大来决定,且用于公共福利性支出的部分应上交中央财政、全国统筹使用.     

医疗卫生支出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对社会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将平均提高约1.01％.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为了促进地区发展和改善社会福利水平,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水平.     

法治之用:公共支出、税收与经济绩效

法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可以从公共支出和税收两方面解释.税收与再分配所造成的激励扭曲是决定公共支出乃至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法治的完善会降低经济体的均衡税率水平,减少税收与再分配造成的激励扭曲和总产出损失.在法治与民主的协同作用下,公共支出与社会总产出水平都会得到提高.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看,法治之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协调经济利益,实现"非自我实施型"交易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