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税负了吗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呈负向关系。分行业类型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相关性不显著,与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U型曲线关系,与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应因行业而异实行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在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的同时,降低企业税负。     

中国制造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差异与行业异质性研究

首先,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应用CES生产函数分阶段推导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数理关系。其次,根据污染排放强度将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重度污染型、中度污染型及轻度污染型3种类型,以2003-2012年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分阶段分行业的计量回归模型进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数理推导证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在数理上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实证检验发现：①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研发专利成果和技术转化新产品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制造业整体上得到验证;②环境规制对中度污染行业、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重度污染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波特假说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最后,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和行业异质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我国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

发达国家日益复杂和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对我国许多行业产品的出口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文章选取1991—1992年、1995—1996年、1999—2000年、2002—2003年和2005—2006年五个时段六个污染密集程度不同产业的RCA指数,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不同产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出结论:我国重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相比发达国家整体上获得了加强;中度污染密集型产业RCA指数的变化趋势因产业而异,但大多在21世纪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而轻度污染密集型产业RCA指数却持续在下降。因此,文章在制定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鼓励出口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适用于中国现阶段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中国能否创造出类似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污染投入规制弹性比较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进行理论分析,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即跨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就可以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现阶段,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东、中、西地区则分别处于拐点的右侧、附近、左侧。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会使U型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即可以在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越过拐点并在同等环境规制强度下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因此,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且分地区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对于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在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分布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生产率分解法测算生产率离散度,并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生产率分布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生产率离散程度。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仍然稳健。通过区分行业污染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所有权属性差异的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效降低了重度污染行业和中度污染行业的生产率离散度,但对轻度污染行业生产率分布具有相反作用;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提高环境规制水平都有益于改善生产率分散化现象;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环境规制更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率离散程度。运用反事实模拟分析的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离散度的影响不仅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还具有明显的经济显著性。因此,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能够改善生产率分散状态,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的良性循环。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3-2013年中国19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就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且样本期内处于曲线拐点的左侧,环境规制有利于就业规模扩大.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呈正U型,由于处于曲线拐点的右侧,环境规制能促进就业结构调整.因此,提高环境规制实施强度,同时做好环境规制抑制就业规模的应对政策储备,有利于实现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双重红利.     

环境规制会影响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吗?——基于中国面板数据和贸易引力模型的分析

本文使用2002—2010年面板数据,在扩展的引力模型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向量分解估计方法(FEVD),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五类污染密集型商品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结果发现,严格的内生环境规制可以显著提升五类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出口比较优势;但用环境规制强度(ERS)和CO2排放强度分别测量的外生环境规制对五类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不完全一致,同时外生环境规制二次项显示,外生环境规制对造纸和纸制品业以及化学原料和制品加工业这两个行业商品出口的影响呈U型,而对其余三个污染密集型行业,外生环境规制对其商品出口的影响为倒U型,与前两个行业相反。因此,从长期来看,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会降低本国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担忧是不必要的,相反,适度地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有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形成。     

环境规制、政治关联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以2010—2012年沪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探讨政治关联对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总体偏低,行业、地区差异显著;环境规制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且因产权性质而异,其中,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U”型关系,民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倒“U”型关系;政治关联会对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相比于一般民营企业,高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更强（倒“U”型曲线更陡峭）、容忍度更弱（倒“U”型曲线更早出现拐点）。     

环境规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一国的贸易模式取决于该国的比较优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环境规制的严格化使得发展中国家重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到相对的强化,而对中、轻度污染产业的影响则依据产业的不同而不同.文章还以我国纺织服装业为例作了进一步分析.最后,作者从环境规制的完善、产业结构调整及环境成本内在化几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异质型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研究

探索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化工行业协同化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环境规制的不断完善。在测算中国30个省区市异质型环境规制强度和化工行业集聚度的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及子行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呈“U”型；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行业各自特点不同，因此，同一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化工子行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同一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具有时间和空间异质性。从时间节点来看，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影响的“U”型曲线拐点在经济新常态后较之前相比均向左移动，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负向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的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为“U”型，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倒“U”型。     

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碳排放视角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检验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节能减排影响了中国碳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吗?运用引力模型和2000~2010年面板数据,检验了CO2排放强度衡量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结论如下:中国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有着明显的负影响,中国存在显著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从单个行业看,除石油加工业外,金属冶炼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都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应实行适度严格的环境规制,不能轻易对外承诺较大幅度的碳减排责任;而各行业必须立足长远,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来自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实证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下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长江沿岸中心城市2006-2018年面板数据,在综合测算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和具体作用路径,并运用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影响.结果 显示:技术创新能够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在不同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门槛区间内,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逐步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提供了可能性,进而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而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则需要适度提高环境标准,同时应促使企业强化自主创新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打破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     

中国污染产业强度划分与区际转移路径

以工业三废和SO~2的排放量数据为基础,通过测算污染排放强度系数将38个产业划分为重度、中度、轻度污染产业和清洁产业四大类型,分别从中选取代表性产业,以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偏离份额法测算中国2000—2015年各类污染产业的时空转移特征。研究表明,中国重、中、轻度污染产业在2000—2015年都发生了转移,且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2000—2005、2006—2010、2011—2015年呈现出不同的转移路径。总体而言,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都是污染产业转出区,重度污染产业的转入地呈现去中心化特征;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向中部地区集聚的现象比较明显。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各地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污染产业发展受到有效控制,承接污染产业转入的地区正在不断减少。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区际产业调整的加快,污染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问题日益严重.文章从环境规制视角对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分省区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考察.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水平与污染产业转移呈现"U"形关系,地方政府的末端治理会激励企业提高生产率并增加产出,进而导致污染产业转入;(2)有针对性地加强环境规制,既能促进产业发展,也能有效降低污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研究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是:政策制定者应对企业的治污技术研发等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可以酌情实施累进制环境税率,在招商引资时,可以根据转移产业的污染程度做出相机选择;各省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一国的贸易模式取决于该国的比较优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环境规制的严格化使得发展中国家重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到相对的强化，而对中、轻度污染产业的影响则依据产业的不同而不同。文章还以我国纺织服装业为例作了进一步分析。最后，作者从环境规制的完善、产业结构调整及环境成本内在化几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管制与污染产业转移现象研究——以长江经济带污染产业为例

文章以我国现阶段污染产业区际转移为研究对象,以长江经济带污染产业为例,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定量考察了2007—2014年期间,长江经济带污染产业转移的内在机制,分析了当前各地环境管制差异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经济发展逐渐摆脱对污染产业的依赖;区域间污染产业转移的竞争力优势变化相对稳定,产业结构优势的变化对污染产业转移贡献度较大;整个长江经济带重度污染产业转出现象明显,上游地区有轻度污染产业转入,中游地区存在明显的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转入现象,下游地区在考察期内均为污染产业的转出地。为实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各地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产业绿色化发展,通过制定环境管制底线来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