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

本文分别利用熵权法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种环境规制情形下,隐性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外开放度、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由于对外开放度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验证.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逆转拐点的空间效应*——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验证

工业是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主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影响,进而对工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一定制约。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份（西藏除外）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测算了我国各地区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了全要素生产率高估的问题;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投入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外资结构等变量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先降后升,而且东部地区要早于中部、西部地区达到拐点。在达到拐点以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变动的反应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边际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分析

以2001—2010年中国96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用2006—2010年数据探讨环境管制是否有效抑制外资进入与污染排放。结果发现:(1)FDI能带给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2)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3)产业结构会加剧污染的产生。(4)当地工业总产值过高,使得污染严重,会使得外资转移到西部与中部低GDP区继续去污染。环境管制虽抑制了FDI进入投资,却无法使污染达到减少的效果。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时序数据的经验分析(1985～2003)

本文选用1985￣2003年期间我国的六类环境污染指标,从时序维度考察了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收入变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基于MaddalaandKim提出的改进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具有协整关系的四类变量中,只有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其他三类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协整关系均为负,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其次,分别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与TodaandYamamoto提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六类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GDP之间的一般规律:人均GDP是导致污染排放量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导致人均GDP变化的原因。     

技术进步降低碳强度的门槛效应分析——以环渤海区域为例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测度环渤海优化开发区域21个地级市的技术进步降低碳强度的门槛效应,将人均GDP和工业产值占比作为门槛变量时,均存在三重门槛效应,各城市基于不同门槛变量表现出明显的人均经济、工业差异性,且研发支出、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碳强度的影响显著性高,人口规模、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碳强度的影响较大。人才引进是利于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公共财政支出及研发支出应倾向碳减排的方向发展,不同城市跨越门槛值时存在差异。     

经济增长如何影响环境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内在作用机理,并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人均实际GDP达到2.65万元时,工业废气的EKC将出现拐点;当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潜在因素的影响后,经济增长的污染减排效果明显增强。为实现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目标,缓解环境污染难题,必须充分发挥环境污染治理手段的综合作用,在始终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环境规制,并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内蒙古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关系验证及成因分析

本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1997～2007年历年环境污染指标的统计数据和历年人均GDP统计数据,对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工业＂三废＂排放量）进行相关分析,建立两者之间的计量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增长的关系。     

工业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减排效果 ——基于"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模型 ,并以2001 -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工业产出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工业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和污染物减排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对于产出增长具有刺激作用 ,同时产出增长又会引起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 ,从而证明了中国工业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但由于环境规制投资依然不足,规制效率相对偏低 ,治理的整体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分阶段看 ,"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在过去十余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但2008年后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分地区看 ,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先污染 ,后治理"的过程中 ,而环境规制的效果仅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     

中国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基于半参数空间面板数据滞后模型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运用1990—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空间面板数据。用PM2.5衡量环境污染程度,对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检验建立的空间滞后随机效应模型,该模型表明：PM2.5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二产业比重与PM2.5是正相关关系,FDI与PM2.5是负相关关系,不存在“污染天堂”假说。再建立半参数空间面板数据滞后模型,该模型表明环境污染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发生在人均GDP大约是18 033.74元的时候。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应使用区域协作治理、降低工业结构比重和引进外资等措施治理环境污染。     

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中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分别纳入中国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中,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门槛的时序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了FDI流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故应着力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的带头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双重门槛,并分别存在市场激励型规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制工具门槛特征,有效发挥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各地区研发人员投入、自主研发创新和政府调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创新人才引进,加大研发人员及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宏观调控能力。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997-2015年虽然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工业绿色生产率均呈提升态势,但仅有2014-2015年的上海、2015年的江苏是有效率省份,且省市之间效率差距不断拉大;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低、中、高3种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中,只有中等环境规制强度地区能够通过环境规制显著提升工业绿色生产率。基于此,提出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提高云贵川湘四省环境规制强度、推动现有环境规制内容市场化转型等政策性建议,以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造了反映环境污染程度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指数表明,江西省整体环境污染状况在1990-1997年间保持稳定,1998年之后则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进一步分析了江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江西省污染综合指数与人均GDP之间呈现"正N型"曲线关系,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贸易开放则加剧了江西省的环境污染,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并没有显著地改善江西省环境污染状况。     

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1993～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均GDP与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和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而与人均工业烟尘和人均工业粉尘排放量之间呈自上向下的曲线关系;经济结构和技术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影响,而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Logistic的长江上游地区工业污染EKC检验分析

运用多项式模型对长江上游地区工业三废污染进行EKC检验,并借助Logistic模型分析EKC拐点的时间路径,同时对污染的影响因素作面板数据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污染指标的选取不同,工业污染与人均GDP的关系也不同,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三废综合值与人均GDP分别是倒N型、倒N型、直线型、倒N型的曲线关系;不同曲线拐点对应的人均GDP、到达时间各不相同;长江上游地区三废减排难度也不等同。因此,政府应因地制宜,针对性地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环境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规制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模型探讨OFDI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门槛模型考察区域吸收能力如何影响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OFDI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关系;从分样本看,OFDI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环境规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我国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研究——基于1999—200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废水、废气及固体废弃物提取出污染物公因子作为坏产出指标,并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各地区1999—2008年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利用面板数据对影响环境规制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期内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整体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各地区环境规制效率差异较大;人均GDP、利用外资水平、资本深化、工业发展水平以及环境保护力度对我国环境规制效率均有显著影响。